马叙伦
“三”字尤应三笔殊，须知莫类算盘珠;
纵教举世无人赏，付与名山亦自娱。
马叙伦(1884—1970)，字夷初，一作彝初，号寒香、石屋老人，别署啸天生，浙江余杭人。现代著名的民主人士、学者。同盟会会员。曾任上海《国粹学报》等报编辑，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教授，民国政府教育部次长。解放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教育部、高等教育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务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生平于文字、金石、训诂及老庄哲学、诗词等皆有著述，有《石屋余沈》、 《石屋续沈》等。数十年临池弄翰，虽为余事，却深得世人好评，书风清劲秀丽，超逸绳检，尤以小楷行书为最佳。1964年人民美术出版社曾影印线装本《马叙伦墨迹选集》。
这首七绝选自马叙伦的《石屋余沈·论书绝句》。先生在诗前写道： “余自幼好书，垂老得法，廿六年丁内艰，读礼之暇，成论书绝句二十首。”说明诗作于1937年。
首句由宋朝米芾语而来。殊，不同。米芾《自叙帖》云：“又笔笔不同， ‘三’字三画异，故作异;重轻不同，出于天真，自然异。”第二句又用一典，为东晋王羲之名言： “夫欲书者，先干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孝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便不是书，但得其点画耳。”(《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两句连用两典，既构成了诗句内在的逻辑关系： “三笔殊”是为了“莫类算盘珠”;又道出了两典的渊源关系： 米芾之说出自书圣王羲之。
“三”是由相同笔画多次重复所构成的单字，用它来揭示书法艺术形式美的原理是再恰当不过的了。艺术形式美的规律告诉人们，和谐是杂多的统一，是不协调因素的协调。唐孙过庭《书谱》就说，书法的笔画结构应该“数画并施，其形各异;众点齐列，为体互乖……”，一言以蔽之，就是应该体现“违而不犯，和而不同”的美学要求。历代书诀也有“点不变，谓之布棋;画不变，谓之布算”之说。以“三”字为例，如果三画重复而雷同，平直相似，就像布筹一样，这就导致统一有余而缺少杂多，就不可能构成书法艺术的形式美。所以，唐太宗《笔法诀》说，三横平列，应“上平，中仰，下覆”。这虽不能奉为模式，却说明应该“‘三’字三画异”。书法创作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三个横画有了或仰或覆、或重或轻、或长或短、或粗或细等等殊异，统一中也就有了多样，协调中也就有了不协调，极简单的三画也就体现出“其形各异”， “为体互乖”，如是， “和而不同”的结体美也就诞生了。
艺术形式美的多样统一律，不但适用于书艺的笔画结体，而且适用于书艺的章法布白。王羲之的《兰亭序》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典型。唐何延之《兰序记》写道：《兰亭序》“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构别体。就中 ‘之’ 字最多，乃有二十许个，变转悉异，遂无同者”。试看该帖，一个个不同的“之”字和其他形体各异的字，犹如闪烁着不同光亮的星星，参差布落在夜空的天幕上，令人赞叹不已。这类高度体现艺术形式美规律的法书，就截然不同于类乎刻版印刷术的那种“算子书”了。书法作品一旦达到这一高度，就会“纵教举世无人赏，付与名山亦自娱”了。
马叙伦在这最后一句中，又用了“藏之名山”一典。名山，深山、大山。汉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说： “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意思是我写成“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作，即使当世无人欣赏，但把它收藏于名山，可以留着传给和自己心意相同的人，也就是说，总有知音会了解我的作品的。马叙伦化用这一典故，用以说明体现了多样统一律的书法作品，即使“举世无人赏”，也可付与名山，将来总会遇到知音。
马叙伦诗的第四句，还揭示了书法美乃至一切艺术美的另一规律，即功能上的“自娱”性。关于艺术美的自娱性，历来有事实为证。例如绘画，元代倪云林在《答张藻仲书》中说：“仆之所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再如园林，宋代司马光在洛阳有“独乐园”，清代北京有“自怡园”。说到音乐，唐代酷好弹琴的白居易在《好听琴》诗中写道： “一声来耳里，万事离心中……尤宜听三乐， 安慰白头翁。”再说到篆刻，明代万寿祺《印说》写道： “予少时好书篆，弄印以为戏……”清郑文焯在印款中也写道： “余龆龀嗜游刃，刻木石作字，或作画以为戏。”至于书法，宋代文豪欧阳修在《试笔·学书为乐》中说，学书“亦自是人生一乐”……这类事实均足以说明：包括书法在内的艺术美虽有其种种重要的社会功能，但以美自娱的功能也不容忽视。马叙伦“付与名山亦自娱”一句，把书法美的这一功能提得更为明确，这是他长期学书经验的结晶。今天，社会上除了长期从事书法创作的专家而外，还有广大的书法绘画业余爱好者，其中包括龆龀少年乃至白头老翁，他们所形成的方兴未艾的书画热，也离不开艺术美的自娱性，这是被事实所雄辩地证明了的。
“纵教举世无人赏，付与名山亦自娱”一联，不但揭示了书法创作的自娱性，而且表现了马叙伦对于自己书法的自信心。马叙伦的书法渊源有自，由唐入魏晋，再溯先秦，其书作还体现了他的其他艺术主张： “书法要拙中生美”， “作书不贵形似”……他与沈尹默互评书法说： “尹默于书，正清代所谓三考出身”， “余则若清之大科耳”。由此他十分自信：“余书亦不入某家牢笼，出入自由，今虽无成，不敢自菲，假我以年，阔步晋唐，或有望耳。” (以上均见《石屋余沈》)其诗句中所洋溢的自豪感正由此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