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望》翩仙接《乙瑛》，峻严《孔羡》毓《任城》。

欧、徐倒置滋流弊，具体还应溯《巨卿》。

这是包世臣专论汉、魏、晋隶书及晋、唐隶、楷诸渊源关系的一首绝句。

《吕望》，即《吕望表》，又称《齐太公吕望表》，西晋隶碑。顾炎武《金石文字记》： “《太公吕望表》，八分(隶)书，太康十年(289)三月。今在(河南)汲县西门太公庙。……《水经注》又言……太康中范阳卢无忌为汲令，立碑于其上。”此碑明代已断裂为二，后佚。清人黄易先后访得两段，合而为一。历来对此碑评价甚高。刘熙载《艺概·书概》：“晋隶为宋、齐所难继，而《孙夫人碑》及《吕望表》，尤为晋隶之最。”此碑闲雅舒展，凝整而又飘逸，充分表现了波磔之美，犹如云中白鹤，翩然欲仙。包世臣认为， 《吕望表》的这种风格，来自东汉《乙瑛碑》。他在《艺舟双楫·历下笔谭》中也说： “《太公望碑》是《乙瑛》法嗣，结字宕逸相逼，而气加凝整。” 《乙瑛碑》，全称《汉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史碑》，又称《孔庙置守庙百石卒史碑》、 《孔庙置守庙百石孔龢碑》。顾炎武《金石文字记》：此碑“八分(隶)书，永兴元年(153)六月，今在曲阜县庙中。后人刻其上曰汉钟太尉(繇)书……非也。”碑文记司徒吴雄、司空赵戒以鲁相乙瑛之言，上书请于孔庙置百石卒史一人，执掌礼器庙祀之事，桓帝准可。时乙瑛已离任，遂以孔龢补之。此碑情文流畅，骨肉匀适，波磔分明，秀逸超翔。包世臣的论断是正确的， 《吕望表》对于《乙瑛碑》，确实是一脉相承的。

“峻严《孔羡》毓《任城》”。毓，孕育、化育。包世臣又认为，西晋的《任城》是由魏《孔羡》化育而出的。 《孔羡》，即《孔羡碑》，又称《魏鲁孔子庙碑》、 《孔羡修孔庙碑》、 《封孔羡碑》。三国魏黄初元年(220)刻， 记孔子二十一世孙孔羡封为宗圣侯，使司孔子之释奠及修理孔庙之事。现亦存山东曲阜孔庙，为魏隶名迹。该碑风格方整平满，宽博大度，浑朴严密，气雄力厚，包世臣以“峻严”二字概括，甚是恰当。 《任城》，即《任城太守孙夫人碑》，全称《晋任城太守羊君夫人孙氏碑》，作于西晋泰始(265—273)年间，隶书，今置山东泰安岱庙。此碑风格方峻遒劲而含圆柔，严整峭拔而含婉丽，显然是由峻严的《孔羡碑》孕育而变化。包世臣《艺舟双楫·历下笔谭》也说： “《孙夫人碑》是《孔羡》法嗣，用笔沈痛不减，而体稍疏隽。”

“欧、徐倒置滋流弊”。欧，即唐代书法家欧阳询，人称欧阳率更，见伊秉绶《杂题法帖》一诗赏析。徐，即唐代书法家徐浩，人称徐会稽，见包世臣《论书十二绝句(其十)》赏析。这句论述唐楷和晋隶的关系。包世臣在自注中写道：

西晋分书，有《太公望》、 《任城太守孙夫人》二碑，虽峻逸殊科，而皆曲折顿宕，姿致天成。至率更法《任城》，会稽法《吕望》，唯于波发注意，其牵引环转处，多行以今隶(即正楷)之法， 中郎蔡邕)洞达之风息已。

他认为西晋隶碑， 《任城》之“峻”， 《吕望》之“逸”，虽然风格殊异，但都是“曲折顿宕，姿致天成”，因为它们都上承汉、魏隶碑，而汉、魏隶碑又体现了东汉大书法家蔡邕“骨气洞达” (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的特色。到了唐初， 大都宗法《任城》，以欧阳询为代表，承其“峻”;直至晚出的徐浩，才开始宗尚《吕望》， 承其“逸” (参见包世臣《历下笔谭》)。但是，欧、徐的楷书特别注意发挥晋隶的波磔笔意，其牵引环转之处，失去了以蔡邕为代表的汉魏隶书的“洞达”之风。由于欧、徐着重继承西晋隶书的部分特点这个“流”，而忽视其“源”——汉隶的曲折顿宕、姿致天成，因而包诗称之为“倒置”。当然， “倒置”以后，易于滋生流弊，所以包世臣对唐代书法有“分法不古，隶势因之”之叹。

“具体还应溯《巨卿》”。具体，事物之各组成部分全部具备。 《孟子·公孙丑上》： “具体而微。”朱熹注： “具体而微，谓有其全体，但未广大耳。”包世臣认为，唐代的隶、楷失去中郎的洞达之风，缺少曲折顿宕、姿致天成之质，而流于极意波发，其实却平直乏姿，开其端者并不是欧、徐，三国时魏隶碑《巨卿》已具其体，不过没有广为流行罢了。 《巨卿》，即《范式碑》。洪适《隶释》： “《故庐江太守范府君之碑》，……魏明帝青龙三年(235)县长薛君乡人翟循等所立。范君名式，字巨卿……”唐李嗣真《书后品》评此碑为“风华艳丽，古今冠绝”。包世臣正是不满此种风格，他认为由欧、徐上溯， 《范式碑》正是失去汉碑洞达天成的风格的开端。这一分析是不无道理的，试看该碑，结体略方而中宫收敛，波挑收笔极意强调，且有肥媚的特点，这类意向，部分地在欧、徐楷书中有所体现，于是古意漓失。

这首论书诗以宏观的历史意识和细致的艺术分析为特色，它表达了包世臣特定的书艺审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