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颠张醉素两秃翁，追逐世好称书工。
何曾梦见王与钟，妄自粉饰欺盲聋。
有如市倡抹青红，妖歌嫚舞眩儿童。
谢家夫人澹丰容，萧然自有林下风。
天门荡荡惊跳龙，出林飞鸟一扫空。
为君草书续其终，待我他日不匆匆。
本诗是苏轼在元丰八年(1085)鉴赏了王逸少法帖后的题诗。王逸少，即王羲之，见李白《王右军》一诗的赏析。苏轼在这首题诗中，通过张旭、怀素草书和王羲之草书的对比，对王书的艺术风格作了高度的审美评价;苏轼对于世好草书的针砭，也有其可取之处。
颠张，即张旭，其性格极为颠狂，草书亦被称为“颠草”，见李颀《赠张旭》一诗赏析。对于张旭的草书，苏轼既能看到它的过人之处，又能指出其美中不足。他在《书唐氏六家书后》中写道：
张长史(旭)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今世称善草书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长安犹有长史真书《郎官石柱记》，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
苏轼的这一书学思想，正是他这首论书诗的出发点。张旭的草书，属于“今草”一路。这种草书，由汉末的书法家张芝变化“章草”而来，它脱去了章草中所保留的隶书笔画形迹，使上下字之间的笔势有较多的牵连相通之处。今草到了东晋书法家王献之(王羲之第七子)那里，笔势飞动神纵，连绵相属，甚至被称为“一笔书”。在唐代，张旭把今草写得更为放纵豪荡，风驰电掣，笔势则连绵回绕，字形则奇怪百出，所谓“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 (《韩愈《送高闲上人序》)，因而被人们称为“狂草”。苏轼认为，张旭的狂草具有颓然天放的个性，神逸自足的意态，但是，不免过于狂怪，连绵盘曲太甚;张旭的书法功力深厚，楷书基础札实， 《郎官石柱记》就是明证，但就其狂草的影响来看，有些企图走捷径的人却就此而不愿在楷书上下苦功，他们为求一蹴而就，总是下笔连绵，横扫乱涂，并美其名曰“狂草”，这犹如一个人不能立和行，却想一下子飞速跑步一样。在这方面，苏轼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可谓一针见血。
醉素，即怀素，他和张旭一样，喜醉后作狂草，世称醉素或狂素，见戴叔伦《怀素上人草书歌》、杨凝式《题怀素酒狂帖后》二诗赏析。对于怀素的狂草，王澍《竹云题跋》认为出自王献之，而“纵逸过之，要其过处，即其不足处”。这一评价也不无道理，因为过于纵逸，过于盛气凌人，往往会内涵不足。再就其影响而论，有些人也竞相学其草书的狂怪而忽视行、楷书法的基本功。
正因为颠张、醉素的狂草有其美中不足的一面，而苏轼又着意要针砭学书者不能立、行就想奔走的恶习，故而嬉笑怒骂地称张旭、怀素为“两秃翁”。怀素幼年即剃度为僧，是名副其实的“秃”，而张旭的头发也有些秃，所以苏轼对二人的戏称，又是符合实际的。
接着，苏轼指出他们“追逐世好”，亦即追随世人不正确的书法习尚，大写特写其狂草，并自称工于书法，擅长挥毫。其实，他们何曾梦见过“钟、王”。钟，即钟繇，三国魏大书法家， 见张丑《米庵鉴古百一诗(其一)》赏析。王，即王羲之。钟、王二人历来被推许为古代书家的正宗代表。唐孙过庭《书谱》就说： “夫自古之善书者，汉、魏有钟、张(张芝)之绝，晋末称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之妙。”苏轼说张旭、怀素连梦中都未见过钟、王，也就是说，二人根本没有继承钟、王之法。当然，这一批评不免偏激，但这是为了对不良风气的矫枉过正。他还进一步多方取譬设喻，说旭、素二人妄图粉饰自己，欺骗盲人聋子;又说他们犹如闹市中的倡优妓女，涂青抹红，唱着妖娆的歌曲，跳着“嫚(体态软弱秀长而美艳的样子)舞”即柔媚的舞蹈，从而哗众取宠，去迷惑不懂事的少年儿童。
苏轼这首论书诗的第一至第六句，为第一部分，着重指责旭、素二人狂草及其不良影响的一面。当然，苏轼并不否认二人特别是张旭狂草的艺术价值，但在这首诗中，却是突出其美中不足，其目的一是为了消除这类狂草带来的副作用，以矫正书坛上妄图通过学草一举成家的投机取巧心理，从这点上说，苏轼对旭素的批评，也带有指桑骂槐的性质;二是为了通过对旭、素夸张性的贬抑，以褒扬王羲之书法的风格之美。因此，苏诗的第二部分——第七句至结尾，其重点是颂扬王书。综观全诗的艺术构思，用的是欲扬先抑的手法。
怎样赞颂和描述王羲之书法的艺术风格?苏轼不愧为大诗人，他也以女子为喻。和涂青抹红、妖歌嫚舞、媚俗而轻浮的“市倡”不同，王羲之的书法，犹如“谢家夫人澹丰容”。谢家夫人，即谢道韫，东晋女诗人，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谢安侄女，王羲之次子王凝之之妻。在文学史上尤以“咏絮才”而著称，亦工书。唐李嗣真《书后品》称其书“雍容和雅，芬馥可玩”;张怀瓘《书断》也说“谢道韫有才华，亦善书，甚为舅所重”。
苏轼形容王羲之书法，先以谢家夫人为喻，可谓落笔不凡，意蕴颇丰：其一，秦观《王俭论》说： “王、谢二氏，最为望族，江左以来，公卿将相出其门者十七八。”谢道韫不但是联结着王、谢两大望族的名门闺秀，而且是“起家秘书郎，累迁右军将军、会稽内史” (《张怀瓘《书断》)的王羲之的儿媳;其二，道韫才华焕发，聪慧多艺，为世所重，王羲之更是如此;其三，二人均善书，雍容和雅，韵味馥郁，芬芳溢于东晋书苑;其四，这是更重要的，即道韫的风度酷似王羲之的书品： “萧然自有林下风。” 《世说新语·贤媛》曾说：“王夫人(即谢道韫)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后因称妇女仪度闲雅者为有“林下风致”。苏轼在诗中是这样赞美的：丰姿恬淡闲雅，容仪萧散清朗，翩翩自有林下风气。这既是对谢家夫人风度的传神描绘，又是对王羲之书法的生动写照。
梁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写道： “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苏轼据此写道： “天门荡荡惊跳龙。”荡荡，渺茫广远的样子。《汉书·郊祀志下》： “及言世有仙人……求之荡荡，如系风捕景(影)，终不可得。”苏轼用“龙跳天门”典故， 以“荡荡”一词加以渲染， 又以“惊”字点醒，既突出其生龙活虎的雄逸跳跃姿态， 又展示了“惊跳龙”广袤渺茫的空间环境，给人以神龙见首不见尾，而终不可得见其全貌之感。
“出林飞鸟一扫空”，陆羽《释怀素与颜真卿论草书》载，怀素曾说：“吾观夏云多奇峰，辄常师之，其痛快处如飞鸟出林，惊蛇入草。”苏轼在这里用借代手法，借怀素“飞鸟出林”之语以代怀素其人其书。全句意为，在王羲之“龙跳天门”的书法面前，怀素的书作可以一扫而空了。这在结构上是脉接和呼应第一部分对张旭特别是怀素草书的贬抑。
“为君草书续其终，待我他日不匆匆。”苏轼愿以草书题跋于所鉴赏的王逸少帖后，以续其终;但是，这是要有时间条件的，亦即须等到他日有余暇之时。匆匆，语见卫恒《四体书势》：草圣张芝“下笔必为楷则，常曰‘匆匆不暇草书’”。意为匆促忙碌，没有闲暇写草书。这句话也可这样来理解：创作草书艺术，并非为了节省时间;相反，必须有充分的闲暇，才能写好草书。所以苏轼说，待我以后不“匆匆”之时再来“续其终”，而今天是没有时间了。这一结尾，可谓独出机杼，别具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