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
斯人已云亡,草圣秘难得。
乃兹烦见示,满目一凄恻。
悲风生微绡,万里起古色。
锵锵鸣玉动,落落群松直。
连山蟠其间,溟涨与笔力。
有练实先书,临池真尽墨。
俊拔为之主,暮年思转极。
未知张、王后,谁并百代则。
呜呼东吴精,逸气感清识。
杨公拂箧笥,舒卷忘寝食。
念昔挥毫端,不独观酒德。
这是杜甫题咏张旭草书的名篇,作于大历元年,夔州。殿中杨监,即殿中监杨某。关于什么叫“草书图”,历来解释不一。有人认为有点像王羲之《笔阵图》,此说似不当。清施鸿保《读杜诗说》认为,古代书与画均可称图,草书图当是草书障子亦即草书卷轴,此说可供参考。
本诗可分如下几层来鉴赏:
第一句至第四句为第一层,是全诗的总提。诗人开篇落笔,就情深意浓。他写道: “斯人已云亡,草圣秘难得。”斯人,指张旭,他是杜甫旧友。草圣,原指伟大草书家,这里指草书。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曾满怀赞美之情,塑造了“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的生龙活虎的形象。而今,这位草书家已经去世,他那“挥毫落纸如云烟”的书迹也秘而不传,难以得见了,这是多么令人痛心和遗憾!然而今天却有幸得见杨监出示的张旭草书,于是必然会通过视觉勾起一片凄恻之情。
第五至第十句为第二层,描述张旭草书之妙以及诗人自己的审美感受。
诗人面对草书珍品,伴随着满目凄恻之情而进入了形象思维的天地。刘勰《文心雕龙·神思》写道: “文之思也,其神远矣……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杜甫正是如此。他悄焉动容,视通万里,感到绢绡之上,眉睫之前,悲风忽起,古色盎然。诗人的思理之妙,还在于借助通感移觉,把视觉和听觉沟通了起来,于是,耳际如闻珠玉之声。 “锵锵鸣玉动”,锵锵,是象声词。这句是说,观赏草书的线条旋律,似感到佩玉晃动撞击,如银铃般清脆悦耳,如音乐般和谐奏鸣。在眼前,又通过联想出现了生动的画面: “落落群松直。”落落,稀疏的样子。直,骨力挺拔。这句是说,书法有如疏落的几株长松那样,苍劲而挺拔。 “连山蟠其间”,这又是换一个审美视角,诗人看到线条的节奏起伏,如山冈连绵,蟠曲多姿,其势蜿蜒不荆 “溟涨与笔力”,诗人形容张旭的笔力惊绝,犹如溟渤涨水,浩浩奔放,不可端倪……杜甫的这段描写,把作品和感受结合起来,写得有声有色,有静有动,万象纷呈,境界阔大。杨伦《杜诗镜铨》引李子德语云: “摹写处具见大力,直是造化在手。”这一评论是十分中肯的。
第十一至十六句为第三层,赞美张旭书学的精深。张旭草书为什么能取得如此动人的效果?这当然与他长期来刻苦学书有关。于是诗人借历史事实来引发和议论。
“有练实先书,临池真尽墨。”这是用汉代草书家张芝的故事。南朝宋羊欣的《采古来能书人名》曾有如下记载: “张芝,高尚不仕,善草书,精劲绝伦。家之衣帛,必先书而后练,临池学书,池水尽墨。……人谓之草圣。”古代的所谓“练”,是把丝麻或布帛煮得柔软洁白。张芝家里的衣帛,在练之前,都经过挥写,遍布墨迹,这一方面固然是一种“充分利用”,另一方面,更可见张芝的认真勤奋,不拘小节,无处不可学书,而且心目中无在非书。至于“临池”一事,更是书法史上的美谈。他在池边学书,由于常在池中洗笔砚,以至于池水都被墨汁染黑了。这充分说明了张芝学书所下的苦功,可见“精劲绝伦”的书法和“草圣”的桂冠得来不易。从此,“临池”也就历史地成为学书的形象化的代称,甚至古代某些书论著作也冠以“临池”或“墨池”的美名,如唐卢携《临池诀》,宋朱长文《墨池编》、明杨慎《墨池琐录》、清朱和羹《临池心解》、周星莲《临池管见》等。由于张芝和张旭同姓,又均被誉为“草圣”,所以杜甫借张芝来比拟张旭。确实,张旭的草书也不是信手乱抹的,他也曾孜孜不倦地学书,李颀所谓“皓首穷草隶”,而其草书的功力也来自楷书。张旭的《郎官石记》,就被董逌《广川书跋》评为“备尽楷法,隐约深严,筋脉结密,毫发不失,乃知楷法之严如此”。因此,在勤苦习书方面,张旭也完全是可以和张芝相提并论的。
“俊拔为之主,暮年思转极。”张旭一生的书艺追求,是以俊拔为主导风格的。这样,不论楷书还是草书,无不雄强轩昂,骨力非凡,而不会流于软浮纤弱,字卧纸上。唐太宗《王羲之传论》就批评一种书法: “行行若萦春蚓,字字如绾秋蛇”。其实,这正是忽视“俊拔为之主”的结果。张旭的可贵还在于,他并不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决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而是不断探索,锐意创新。他晚年的审美理想和艺术构思又有转变,力求升华到更高的境层。这种暮年变法,几乎是历史上很多伟大艺术家获得成功的共同之路。杜甫的“俊拔为之主,暮年思转极”两句,不但对张旭来说是一语中的,探龙得珠,而且还有其普遍意义,可把它当作书诀或艺诀来读。
“未知张、王后,谁并百代则。”杜甫标出历史上足以规范后世、堪称典型的书法家来比拟张旭。在中国书法史上,南朝宋虞和的《论书表》最早推出东汉张芝,三国魏钟繇,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为书艺典范。南朝梁袁昂《古今书评》又据此以文学语言赞颂道: “张芝惊奇,钟繇特绝。逸少(王羲之)鼎能,献之冠世。四贤共类,洪芳不灭。”诗人杜甫则又从中拈出张芝和王羲之来,作为楷模,并设问道:不知张、王之后,谁能继之而并立为百代的书艺典则?不答之问,其实已暗含了答案——张旭。这是诗人对张旭精深的书学的崇高评价。今天,历史已完全证实了杜甫的评价。
第十七至二十二句为第四层,以杨监的善于鉴赏作结。
“呜呼东吴精,逸气感清识。”呜呼,叹词。东吴精,指张旭。李颀在《赠张旭》中曾把张旭称为“太湖精”,杜甫则进一步将“东吴精”作为张旭的别号,意为张旭是吴人,他秉受了东吴的精气,故而才能非凡,出类拔萃。逸气,指张旭草书的逸气。清识,清高的识见,指杨监的鉴赏眼光。后一句是说,草书的逸气足以感动杨监的清识。正因为如此,杨监才细心地拂拭“箧笥”——珍藏书画的箱子,取出草书卷轴,经常舒卷把玩;他被草书的那种气势笔力之美所吸引,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杨监不愧为张旭草书的知音,而这是和他富于艺术鉴赏的“清识”分不开的。
和杜甫一样,杨监和张旭也是旧友。他在鉴赏草书的同时,又想起往昔张旭挥毫落笔之时。 “念昔挥毫端,不独观酒德”。后句是用了刘伶的典故。刘伶是西晋文学家, “竹林七贤”之一。他生活放诞,蔑视礼法,性尤嗜酒,作有《酒德颂》。张旭和刘伶颇有相似之处,他也“豁达无所营”, “生计如浮萍”, “不知醉与醒”(李颀《赠张旭》),而且“脱帽露顶王公前”……正因为刘伶的言行个性引起了张旭的共鸣,所以张旭还以惊绝的笔力书写过刘伶的《酒德颂》。杜诗的高明之处还在于:既以刘伶与张旭相比,又用“不独”二字把诗思推进了一层,使人进而想到,张旭不但有畅怀豪饮的浪漫酒德,而且他那生命的价值还体现于“三杯草圣传”, “落纸如云烟”,可为百代范式的草书艺术,当然,他的诗也写得极好,如《桃花溪》、 《山行留客》都是唐诗宝库中的精品。杜诗的“不独”一句,既是比喻法、用典法,又是排除法、留空法,排除了刘伶式的“酒德”,就留下了张旭其他的方方面面,包括他那传奇般的往昔,这样,就有可能让读者主动地去想象、挖掘、补充、再创造……杜甫这首诗的结尾,可说是清音有余,其味无穷了,而杜甫、杨监怀念斯人之情,也溢于篇末,和篇首相呼应,使全诗宛如常山之蛇,击尾则首应,击首则尾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