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巾山草堂记》原文与赏析

方孝孺《巾山草堂记》原文与赏析

方孝孺

逾浙江以东,多大山,东南极海上尤秀绝,其最著者,天台、四明、雁荡、天姥,皆穹窿堪峻,为天下奇观。迹疑乎蓬阆,名播乎区极,士之选幽探胜者,宜其乐趋之。然而居其旁者,往往终身未尝一至。岂以其崇高,不易援企而遗之欤?

台城中有小山特立,圆秀苍润,远望之,如人之弁冠,人因语之曰“巾山”。其上有楼阁室庐之美,凡人至郡者,无不往游; 凡宅于左右者,必构危架迥以挹取朝岚夕霏之异态。盖其势迩且毕,其所蕴易见,至而穷之不难也,是以众乐观焉。

卢处士定谷家,正与山相面,因名其堂曰“巾山草堂”。定谷知读书,识义理,其才智可用,而恬静不竞,非安于毕近者,岂其心有所得。钜小崇卑,固不足较乎? 夫天下之至崇大者,莫过于道。而卑且近者,道亦未尝不在也。惮其难而安于浅陋,固不可;忽细微而慕高且大者,亦鸟不可哉! 故顺亲弟长而非远也,而性与天道不外焉。尧舜之道与天准,而谨言慎行,可以驯致焉。巾山岩壑之盛,视天台、四明固有间焉,其有会于人心,而人乐之不厌者,果有异乎否耶? 定谷必有以识此矣。

往者,壬戌七月之望,予偕叶君夷仲、张君廷璧、林君公辅、陈君元采,夜登绝顶,饮酒望月,纵谈千古,竟夕不眠。予谓叶君曰:“昔苏子瞻夜登黄楼观,王定国诸公登桓山,吹笛饮酒,乘月而归,以为太白死后三百年,无此乐矣。斯乐也,又子瞻死后三百年后所无也。”诸君皆大笑。追计其时,忽十五年,今存者,独予与张、陈耳。二君亦将老矣。予系职业,数千里未得归。然则补记定谷之草堂,能无慨然乎?

定谷有子曰“信慎”,敏而好文。其尚语山灵,待我东归,尚当约同志重游。因历览海上诸山,以尽宇宙之大观,其乐盖未艾也。

本文题为《巾山草堂记》,开头却不就巾山而发,起笔旷远,先开辟大的游览区域,“逾浙江以东,多大山。东南极海上尤秀绝。”先点明浙东为游览胜景,然后将冗长的景线慢慢收拢,突出东南最著名的四大名山——天台、四明、雁荡、天姥,以见形胜之地名不虚传,峰峭岭峻,为天下奇观。传说中阮肇入天台山采药巧逢仙女,李白梦游天姥山,见海日,闻天鸡,琼花异草遍地,洞府奇观令人神往,身临其境几疑入蓬莱仙境。四大仙山,名播海内,想必天下喜欢探幽访胜的人们,该是乐此忘返吧! 然后承接前文,转而一叹:“然而居其旁者,往往终身未尝一至”。远方的游客倒能饱尝美景,而作者身处浙东,竟未曾上名山揽胜而一饱眼福,不由为之深感遗憾! 难怪要感慨万端,不禁引发疑问。难道因为四山太高大不能攀缘而上而遗弃它吗? 行文至此又一转折,于是十分自然地将漫长的景线收聚为一个景点,由此而引出浙江台州宁海县的小山——巾山。“台城中有小山特立,圆秀苍润。远望之,如人之弁冠。人因语之曰巾山。”以“小”“特”“圆”“秀”“润”等寥寥数笔勾勒了巾山概貌,然后加一极为通俗形象的比喻:“如人之弁冠”。状其山形情趣盎然,仿佛间其山如在眼前。

山上有楼阁亭台之美,凡是外地来客至郡必去登览此山,凡住在巾山左右紧邻无不造起高高的凉台,用来采撷巾山早晚变幻无穷的云气烟霞!加上山势近人寰,容易登跋,山上所蕴易见可以尽情享受,穷之不难,所以大家都乐于登临此山。文章由两个“凡”字从范围上点出小小巾山是台城的名胜,人们乐而前往。然后笔锋一转,由巾山引出“巾山草堂”。卢处士的家正好与巾山对面,因而把他的堂称为“巾山草堂”。进而由堂及人,介绍卢处士为人:“知读书,识义理。其才智可用。”不仅有才学,足智谋,更可贵的是他的德行:“恬静不竞,非安于毕近者,岂其心有所得。”卢处士为人恬淡,与世无争。作者认为,像他这样的人如果家不与巾山近便,他是不会将其堂命名为巾山草堂而想有所得的。行文至此,由一般的叙述引发议论,认为人世上的大小高低本来就是很难比较的。天下最大的东西没有比得过“道”的,况且低小近便的地方,“道”未必不存在。害怕登越高山峻岭,畏难不前而安于浅陋,这种心思本来就不足取,而忽视细小的东西却一味地钦慕高大的事物也是行不通的。一切可以从小事做起,所以说敬重长辈,尊兄爱弟使家庭和顺这些事离我们不是很远的事,可见人的本性与天道是可以相通而不是隔得远远的。尧舜的德性可说与天齐,可他们一向谨言慎行,在作者看来,一个普通人只要遇事言行谨慎,三思而后行,那么慢慢地以道训戒自己,也可使自身的德行符合“道”的标准要求。巾山峰峦秀色当然比不上天台、四明诸名山,然而人人乐于游览而永不满足,个中道理想来卢处士必定早已识得。作者就巾山而阐发对“道”的独到见解,认为不管大小事物均有道。道者,不在于远近大小,凡事不能一味追求高大,而忽视细微小事。作者阐述的“道”之深蕴,恐多玄妙之处,但亦不无道理,内中包蕴着一定的人生哲理,引人深思! 以上紧扣题目就巾山草堂记而议,以下行文宕开一笔,转而记游巾山。

壬戌七月 十六日,作者和文友叶夷仲、张廷璧、林公辅、陈元采,夜游巾山,登上山顶,饮酒赏月,说古道今,通宵达旦,兴味无穷。忆想古人,当年苏子瞻夜登黄楼观,王定国等登桓山,认为李太白之后三百年没有比他们更快乐的了。作者谓苏、王之后又一个三百年,恐怕也没有像我们这样快乐的了。自以为无论三百年前或三百年后,不管何世名公都难以与他们今晚的游乐比并,可见其乐无穷矣。文以“大笑”作为夜游结语,良多韵味! 人世间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固然难再,不是吗,追忆此游,岁月匆匆已隔十五春秋,访旧半为鬼,当年同游者,老的老,死的死,所剩无几! 怎不令人感慨! 尤为难奈的是作者身入仕途,困于职守,难以归里重游巾山,难道不是人生一大憾事吗? 文章最后以因补记卢处士草堂作结,与前照应。唯愿来日约同志重游,历览海上诸大山,寄希望于来日,中多隐语,尚未发尽,含未尽之游兴和不尽之哲理,令读者自己去心领神会。

这篇游记行文线索由远而近,由大而小,紧扣“巾山”而发,文笔跌宕生姿,由浙东名山引出“巾山”,由“巾山”引出“草堂”,由“草堂”而兴感,即由山之高大、低小而阐发对社会人生——“道”的哲理。按着又以鲜明的对比,突出描绘了乘月夜游巾山的乐趣。从中再次由游兴感,感叹人生无常,寄托重游的意愿。文笔流畅,内多寄寓,叙议结合,融情、景、理为一炉,耐人寻味。

明初的游记不像晚明的山水小品,尚未摆脱宋代游记的议论化倾向,利用游记进行说理,就游山所见谈感受、发议论。这种游记,不以抒情、写景见长,而以议论,说理取胜。本文就巾山草堂与夜游巾山绝顶,两度畅发议论,就是这种特点的充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