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日奎《游钓台记》原文与赏析
郑日奎
钓台在浙东，汉严先生隐处也。先生风节，辉映千古，予夙慕之。因忆富春、桐江诸山水，得借先生以传，必奇甚，思得一游为快。顾是役也，奉檄北上，草草行道中耳，非游也。然以为游，则亦游矣。
舟发自常山，由衢抵严，凡三百余里，山水皆有可观。第目之所及，未暇问名，颔之而已。惟诫舟子以过七里滩，必余告。越日，舟行万山中，忽睹云际双峰，崭然秀峙，觉有异，急呼舟子曰：“若非钓台邪?”曰：“然矣。”舟稍近，迫视之，所云两台，实两峰也。台称之者，后人为之也。台东西跱，相距可数百步。 石铁色， 陡起江干， 数百仞不肯止。 巉岩傲睨，如高士并立，风致岸然。崖际草木，亦作严冷状。树多松，疏疏罗植，偃仰离奇各有态。倒影水中，又有如游龙百余，水流波动，势欲飞起。峰之下，先生祠堂在焉。意当日垂纶，应在是地，固无登峰求鱼之理也。故曰：“峰也而台称之者，后人为之也。”
山既奇秀，境复幽茜，欲舣舟一登; 而舟子固持不可，不能强，因致礼焉，遂行。于是足不及游，而目游之。俯仰间，清风徐来，无名之香，四山飘至，则鼻游之。舟子谓滩水佳甚，试之良然，盖是即陆羽所品十九泉也，则舌游之。顷之，帆行峰转，瞻望弗及矣。返坐舟中，细绎其峰峦起止、径路出没之态，惝恍间如舍舟登陆，如披草寻磴，如振衣最高处。下瞰群山趋列，或秀静如文，或雄拔如武，大似云台诸将相，非不杰然卓立，觉视先生，悉在下风。盖神游之矣。思稍倦，隐几卧，而空濛滴沥之状，竟与魂魄往来，于是乎并以梦游，觉而日之夕矣。舟泊前渚，人稍定，呼舟子劳以酒，细询之曰：“若尝登钓台乎?山之中景何若? 其上更有异否? 四际云物，何如奇也?”舟子具能悉之，于是乎并以耳游。噫嘻，快矣哉，是游乎!
客或笑谓：“郑子足未出舟中一步，游于何有?”“嗟呼! 客不闻乎? 昔宗少文卧游五岳，孙兴公遥赋天台，皆未尝身历其地也。余今所得，较诸二子，不多乎哉? 故曰，‘以为游，则亦游矣’。”客曰：“微子言，不及此。虽然，少文之画，兴公之文，盍处一焉，以谢山灵?”余窃愧未之逮也，遂为之记。
钓台在今浙江省桐庐县西的富春山上，相传是严子陵钓鱼的地方。严子陵是东汉隐士，早年曾与刘秀同学，刘秀称帝后，曾授与他谏议大夫之职，他固辞不受，终生归隐富春山。归隐是中国文人贤士寻求高洁人格的生活方式，归隐愈深愈彻底，人格愈高。因此，富春江、桐江的山水因严子陵而有钓台之名声，钓台也因严子陵的高洁人格而成为人们仰慕神往的胜地。作者一开头便揭示出这一点，说：“先生风节，辉映千古，予夙慕之。”作者游钓台不是赏山玩水，而是领悟一种人格，一种境界。文章意味由此而出，钓台的山、水、树、史迹都成为一种象征，构成一个有深厚内涵的意境。
在作者眼中，钓台的山水草木都有严子陵的风致，都是一种人生的象征，因此他描写钓台景象的时候，不是以白描的方法将景物细细绘出，而是以意领物，写物的神态和人格化的品质。说钓台的山峰“ 巉岩傲睨，如高士并立，风致岸然。”“傲睨”是高傲蔑世的样子。山峰象一个高洁的隐士，用蔑世的目光，审视着天地间的一切。作者写“崖际草木”也说它“作严冷状”，即性情超俗，冷然不可狎的神态。这是写草木，还是写严子陵，是写景，还是抒情，实有分别又不可分别。作者写松树倒映在水中的神态“如游龙百余，水流波动，势欲起飞。”有分析家认为，作者写松若龙，是因为松为“岁寒三友”之一，喻高风亮节; 龙为“四灵” (麟、凤、龟、龙) 之一，喻长盛不衰。这种解法倒把作者的独特意味变得一般抽象了。作者在这里强调的是松树冲击撩人的动态，象征严子陵精神品格对世人的魅力。“势欲起飞”一语，写出了作者对严子陵仰慕心情的久远、深厚和迫切，正与开头说的“予夙慕之”一句相契合。在这里把现代散文作家郁达夫笔下的钓台与本文做一比较是很有趣味的。郁达夫这样写道：“清清的浅水，比前又窄了几分，四围的水包得更紧了。仿佛是前去无路的样子。并且山容峻削，看去觉得格外的瘦格外的高。向天上地下四周看看，只寂寂的看不见人类。双桨的摇响，到此似乎也不感放肆了，钩的一声过后，要好半天才来一个幽幽的回响，静、静、静，身边水上，山下岩头，只沉浸着太古的静，死灭的静，山峡里连飞鸟的影子也看不见半只。”(《钓台的春昼》) 同一钓台，意味大不相同。郑日奎强调的是动，是“势欲起飞”的动，而郁达夫强调的是静，是“死灭的静。”因为郑日奎是仰慕严子陵品格而游钓台，而郁达夫是因乡居倦怠而游钓台。心境不同，情感不同，所以作者笔下的钓台也就呈现不同的精神面貌。钓台的动态，钓台的人格化品质，一直贯穿全文。神游钓台时，写群山“秀静如文 (文臣)，雄拔如武(武将)。”两个“如”字，使群山从自然景物中幻化出来成为一个人，随后自然引出“云台诸将相” (东汉明帝在云台，为光武帝时开国功臣二十八人立像，以志纪念) 句，与严子陵比较，“觉视先生，悉在下风”，二十八将相都不如严子陵高尚，表现出作者对严子陵人格的极端仰慕。
“仰慕”这一感情深厚的词语，使文章浑然一体，人与物，景与情，严子陵与自己融而为一，形成了深厚的美感意境。
山水游记文章，不论是寄托情性还是描写自然风光，都是作者亲身游历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本文作者却别出心裁，独树一帜。他不是专程游览，只是奉公差路过，“草草行道中耳，非游也。”既是路过，未曾登上钓台，何以作《游钓台记》? 作者又拈出两条证据，“昔宗少文 (南朝宋著名画家宗炳) 卧游五岳，孙兴公 (东晋名士孙绰) 遥赋天台，皆未尝身历其地也。”于是乎，作者奇特的游历、记文都有了合情合理的根据，这个根据用作者的话说就是“以为游，则亦游矣。”
“以为游，则亦游矣”，这一主观臆想，使文章产生了出人意表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戏剧性效果。
开头一段，作者说自己素来仰慕严子陵隐居的钓台，“思得一游为快”。由此而言，作者必专程游历，以慰夙愿，但作者却只是身带公务“草草行道中耳”。这一转折，令人顿生遗憾，想游而不得游。然作者又一转，“然以为游，则亦游矣。”遗憾未进入心底，又转为一笑。一波三折，饶有兴味。接下来，作者写去钓台途中，对一路山水只是“颌之而已”，点头表示赞美罢了，并无心意细细观赏，这是为下一句铺垫。“惟诫舟子以过七里滩，必余告。”“惟”和“必”两个字，表现出作者要观赏七里滩的迫切心情。(七里滩也是富春江上的一处名胜。) 照此，作者在下文必写七里滩无疑，然而，“越日，舟行万山中，忽睹云际双峰，崭然秀峙，觉有异，急呼舟子曰：‘若非钓台耶?’曰：‘然矣。’”七里滩并未出现在作者的笔下。作者推脱说是船夫忘记告他，实际是有意略去。“觉有异，急呼舟子”，既是生动的戏剧化场面，又是文笔的机智转折，使文章直接进入对钓台的描写，干净洗炼而又自然风趣。
文章最精彩处，是作者出人意料地写了鼻游、舌游、神游、梦游、耳游。目可游，鼻舌何以能游，魂梦可游，耳何以能游。但作者却写得自由潇洒，直然真切。他先说：“欲舣舟一登，而舟子故持不可，不能强。”有了这个推脱，自然生出下文的五游。所谓鼻游，无非是闻到清风中飘来的草木花香，原本无奇，但作者把它称为“鼻游”则奇。所谓舌游，无非是品尝溪水，在游历山水时也常有此事，但作者称之为“舌游”则变得非同寻常。魂游、梦游也无非是作者在船上看到的钓台景象，如“下瞰群山趋列，或秀静如文，或雄拔如武”，“空濛滴沥之状”等句。但作者把眼前景象写成魂梦中所见，则使文章产生了出人意外的奇情异趣。从鼻游舌游到魂游梦游，层层出奇，已使读者艳羡惊叹，作者最后却又翻出一个耳游，通过四句询问，既总结了前面对钓台色、形、意、神的描写，又进一步渲染了作者那永不满足，心驰神往的情态。鼻游、舌游、魂游、梦游、耳游，构成了一幅异想天开的幻游境界，不由人不叹服，“噫嘻，快矣哉，是游乎!”
《游钓台记》一文，意蕴深厚，且写得机智风趣，极富戏剧性，在山水游记文章中可说是别具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