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本书体例】
一提起先秦诗歌，人们立即就会想到《诗经》和《楚辞》，这原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二者一先一后，一北一南，各以其独具面目的辉煌成就，形成了我国诗歌的两大源头。而后，汇合而下，又兼纳众川，不辞涓流，遂蔚为汪洋浩瀚的壮观。
《诗经》中之“三颂”与“大雅”的部分篇章，乃宗庙祭祀之作。多为集体意识、集体情感的表现。虽时有颇具审美意义的片断，但总体看来，其审美价值似难胜其历史文献价值。至于“小雅”，特别是“国风”，或为士大夫的咏叹，或为普通人的写怀，则大抵是个人抒情之作。其所抒之情，又多植根于现实的社会人生，或贴近于平凡的日常生活。其间突出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不平之鸣，自然极为可贵，但其丰富的内容，又绝非上述二端所可囊括。而那质朴而明快的语言，生动而真切的形象，一唱三叹、回环往复的形式，委婉曲折、深厚悠长的韵味，质言之，那短小精悍而内涵深沉的抒情艺术，已充分显示出我国具有民族特色的抒情诗歌，已发展到一个很可观的水平。
以屈原的作品为代表的《楚辞》，虽然产生于极富巫术宗教色彩的南楚文化的土壤中，但其本质特征也并非“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地”数语所可尽，不当认为它是纯粹的楚产。它对北方文化多有汲取，是冶二者于一炉而铸成的。刘勰说它是“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如果我们不拘泥于字面，他的概括应当说是符合事实的。这不仅从他高昂的人格、理想的美政、不懈的追求精神，及其与一系列色彩缤纷的审美意象的完美结合上可以看出，也可以从如《橘颂》、《天问》等接近《诗经》体制的作品，如《离骚》、《九歌》、《九章》等典型的“楚辞体”这全新的创造间的联系看得出来。正因为诗人很好地解决了继承与革新、汲取与创造的关系，所以才得以在南国的土地上，生长出“惊才风逸，壮志烟高”这样一丛奇葩，使我国诗歌发展又到达一个更优美迷人的新天地。
说到这里，我们自然得感谢《诗经》与《楚辞》两部总集的收集与保存者，如无他们的功劳，我们现在回顾我国诗歌的源头，恐会深有“不辩仙源何处寻”之叹了。
不过从另一角度看，却不免又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先秦的诗歌是否已尽于此二编，此外即更无诗作了呢?《诗经》所收录的作品，上起西周初年，下迄春秋中期。那么首先，周初之前还有没有诗?
郑玄《诗谱序》开篇曰：“诗之兴也，谅不于上皇之世”。孔疏云：“上皇谓伏曦，三皇之最先者，故谓之上皇。”又云此时人类“与物未殊”，也就是说人类还未能把自己提到与客体自然相对立的地位，而诗则是创作主体对客观的社会人生独立思考和审美把握活动的结晶，因而郑玄认为“上皇之世”无诗，当是对的。不过接着郑氏又谓五帝时代，“其时有亡，载籍亦蔑云焉”，虽文献无征，未敢遽完诗之有无，而下及虞舜、有夏、殷商，他却以为已有诗歌了。这一论断，亦不无道理，因为这一时期，我们的先民已走近、继而进入文明时代的大门了。只是流传、保存下来的很少，而且多是后人依据传闻、记录、整理乃至润色加工而成。即使如此，如《弹歌》之咏狩猎，《击壤》之歌耕作，《南风》、《蜡辞》之祈祷来年生产顺遂等等，其间原始宗教和巫术活动的色彩，集体意志与情感的体现，强烈而直接的功用目的，毕竟还保存着先民劳动生活的不少痕迹。这无疑可以说明在《诗经》之前，我国诗歌的发展已经经历过一个不很短的历史过程了。
其次，孔子删诗之说，固不可信，然自周初至春秋中叶六个世纪中，人们所创作的诗歌，恐亦不只此三零五篇。又，自春秋中叶以后，下迄战国后期《楚辞》的出现，这二、三个世纪间，诗坛固显得沉寂，但诗歌当不至绝响。总之，先秦的诗坛上，揆诸情理，当不止是《诗经》、《楚辞》两座孤峰，忽然拔地而起，了无依傍。
这部《先秦诗歌=辞典》，于《诗经》、《楚辞》二编外，对见诸其他文献的古诗歌谣，亦适当予以简择选录，又辅以考辨赏析，如能沿波讨源，观其会通，则必不唯有助于解释上述之疑，亦指有助于对先秦诗歌发展内在规律的认识与把握。
高海夫
1993年10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