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愴然而涕下!
陈子昂(661—702) 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射洪县)人，出身于一个富有家庭，但他在少年时代并未认真读书，而是“任侠尚气弋博”，直到十八岁以后才入乡学，慨然立志，精穷幽典，数年的工夫，学通了经史百家之书，掌握了黄老易象之学。二十四岁时到洛阳第二次应试，举进士，被武则天任为麟台正字，累迁右拾遗，并两次从军，出入于西北、东北边塞地区。他是一个有见地、有谋略、有经历、有义愤的政治家兼诗人。长安二年，武三思买通射洪县令段简，将他诬以罪名，害死狱中。《登幽州台歌》是诗人叩动天地、撕裂心弦而发出的宏声巨响，成为传诵千载的志士悲歌。
陈子昂在这首诗中把积于心中的无限感慨，和呈于眼前的孤独寂寞，象泉涌洪发一样，猛然骤烈地喷洒开来。
陈子昂在朝中任麟台正字后，虽然官职很低，本职事务不过是整天整理国家书库的图书，“位卑未敢忘忧国”，他多次上书批评朝政，反对任用“徇私苛虐”的官吏，提出富国强兵、安定边防的许多谋策，但是这些“立言措意，在王霸大略”之言，并没有受到重视。他在武则天垂拱二年(686年)随左补阙乔知之北征突厥，两人王事同衾，诗作赠答，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但是由于乔知之有美妾碧玉，被武承嗣强占，乔亦因此被杀，陈是乔的好友，也被株连下狱。这件事对陈子昂是影响极深的。他在被释放时写了一篇《谢免罪表》，要求再到边庭，西讨“未宾之虏”，北伐“逆命之戎”， “束身塞上，奋命贼庭”。武则天万岁登封元年(696年)，契丹头子孙万荣、李尽忠发动叛乱，他第二次随武氏族人建安王武攸宜出征讨叛，职任参谋。由于武攸宜指挥失当，先头部队被契丹大败，驻扎在渔阳(今河北蓟县)的大军，闻讯十分恐慌。这时陈子昂自告奋勇，要求分兵万人，充任前驱，武攸宜不但不接纳他的要求，反而因此把他贬为军曹。陈子昂怀着现实的激愤不平，思前想后， “因登蓟北楼，感昔乐生、燕昭之事，赋诗数首”。 (卢藏用： 《陈氏别传》) 《登幽州台歌》即其中之一。
陈子昂所登的蓟北楼就是幽州台，遗址在今北京市德胜门外。这是战国时代燕昭王礼贤下士、修筑黄金台的地方，在这个历史遗物面前，想想自身在仕途上的坎坷不遇，怎能不感慨万端，悲从中来?他想在这里能找到那位为国家大计而礼遇郭隗，重用乐毅的燕昭王，向他倾述自身的失意苦闷。 “前不见古人”的慨叹是从这个起点上发出的，呼唤的是沉埋地下的古人，燃烧的却是五内摧裂的诗人自身。这个“前不见”的思想感情，还有更多的概括，至少表明诗人入仕之后，从未遇有明主，自己的卿相之材不仅未曾见用，而身处下僚，却又屡屡无端获罪，朝廷的昏暗已不言而喻。任何一个时代的执政者，他的历史崇尚，与他的现时施政都是一致的，所以不见前贤的时代，也必是不肯礼遇时贤的时代。陈子昂在同一时代中“前不见古人”，也就必然是“后不见来者”了。
陈子昂以满含情感的形象表明，他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看不见希望的时代，它因为专制黑暗，而变得与发展前进的历史进程不相衔接、处于扼杀贤明的自我封闭时期，他感到这是极度可悲的;因而这时感到特别孤独，特别悲痛，放眼于天地，入目的天宇和田野，是孤寂心情的对象化的显现，也分外显得空旷和寂寥。这空间是在时间中变化的，先贤不可求，后来无可见，顿时感到天地悠悠，人生短促，功业难就，前途可悲。这是志士热望与失望交合的感情状态，他虽然是在孤独中洒泪悲哭， “独怆然而涕下”，但却饱含着社会历史内容，有突出的典型意义。
这首诗用直陈感慨的方式，造成强健朴厚的气势，背景古远深沉，含有挖掘不尽的意蕴，笔势所及之处，便可片言而明百义。全诗四句，句句有大的变换，由于用“前”、 “后”、“念”、“独”几个字相联结，又感到是浑然一体，毫不散漫。北方的雄浑壮阔的原野，登临者的慷慨悲歌，以诗意交融在一起，把读者带进了特有的情境，不能不由他来感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