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白居易元和十年被贬江州司马，元和十一年秋即开始在附近庐山香炉峰下建置草堂，次年春末建成，迁居于此。 “司马人间冗长官”，白居易在这里有幸游览江南景色，写了许多诗。元和十二年四月九日，白居易与元集虚等人游览了庐山的大林寺，写有《游大林寺序》，记载了这次出游：“余与河南元集虚……凡十七人，自遗爱(寺)、草堂，历东西二林，抵化城，憩峰顶，登香炉峰，宿大林寺。大林穷远，人迹罕到。环寺多清流苍石，短松瘦竹;寺中惟板屋木器。其僧皆海东人。山高地深，时节绝晚。于时孟夏月，正如二月天，梨桃始华，涧草犹短。人物风候，与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别造一世界者，因口号绝句云……”序中所指绝句即本诗。
“人间四月芳菲尽”，写的是已经身历的春事繁华的过去。凡是美好的事物，人们总是希望它们能够长在;可是长在的这些事物，因其长在，又令人有一种平常感，人们往往又并不感到特别珍贵。所以在美好的事物中，使人感到最亲切、最珍贵的事物，却是那些带有时间性，在空间变化中又最容易成为过去的事物。白居易就是带着这种心理经验，不无深沉惋惜地写出了人间春天已过的诗句。这样写，从诗意的内在联系上造成了两种条件：一是已去的芳菲永远不回人间，这人间就是没有生机的，没有希望的，令人可怜的，悲苦的;一种是三月春光可以失而重得，去而复归，如能实现，则令人欣喜;但一般实现这后一个条件，在原地必待一年。诗人是要在后一个条件上使诗意得到发展，而且是得自然的机缘，眼下即重睹了春天的芳菲，而且是方兴未艾的“山寺桃花始盛开”。——原来这里有春天!
就事实的自然形态的存在来说，头两句诗中已写得一览无余了，且又诗意简洁，转换自然，是常中有奇的妙笔。但这首诗的最美妙的诗情诗艺，还在最后两句，其情韵如空谷足音，其高超已想落天外： “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诗人如果不能用审美的情致来对待自然，而是平淡、实在地说明四月山寺桃花盛开的原因，那可以用山寺处地高寒来回答，这样做的是自然科学家，完成的乃是环境、气候与植物生长关系的报告，决不会是审美肯定形式的诗。白居易以神役物，融情入景，有条件地使自然规律折服于自己的意向，造成了事虽不实而情却极真的意态形象。这样写，使开头的两句诗跃入了新奇的境界，使素常让人觉得颇有一些神秘化特点的春光，变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有生命的物体，人好象可以追踪它的脚步，找到它的藏身之处，甚至还可以与它谈心，向他提出自己的要求与希望……在这首诗中，春光是一个统一的流动的实体，二月三月时人们接触的是它，四月在人间不见它了，但它并没有消亡，而是转移了处身之地。这样命意，使诗情统一，诗意也积极起来。因为如果把人间春天写成是一个，而山寺的春天又另有一个，那它们之间不是同一者的移地出现，就失去了诗的“主角”的统一性，也不能引起人的亲切感。把春光写成是一个运动实体，它所到之处能造成春的世界，所以尽管人在停滞一地时会失去它，但只要按着它归去的路线去寻找它，你就可以永远与春天同在，那时节就不用“长恨春归无觅处”了。白居易元和十年编集诗作时放言： “世间富贵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 (《题自编集卷末》)事实证明他是言中了。
《大林寺桃花》是白居易被贬出京城之后，写诗的侧重点由现实政治生活转向自然山水的一个自觉的证据，了解这一点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把握诗中的意境，以及诗的象外之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