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虞姬墓》诗意|阅读答案

帐下佳人拭泪痕,门前壮士气如云;

仓黄不负君王意,只有虞姬与郑君!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苏轼从汴京去杭州就任通判,经过濠州定远县(今安徽定远县),看到了项羽的爱妾虞姬的坟墓,他想到了楚汉相争,想到了项羽的孤立与失败,想到了虞姬的楚帐饮剑,想到了郑荣的固忠,想到了刘邦的用人政策,于是写下这首寄有深沉感慨《虞姬墓》。

虞姬是楚霸王项羽身边的爱妾,在项羽南征北战争雄天下时,她追随项羽,未离左右。当楚汉相争的后期(汉高祖刘邦五年、公元前202年),项羽的军队被刘邦的军队包围在垓下(今安徽灵壁县东南),闻四面楚歌,项羽以为是楚地早被汉军所占,楚人多已归顺了刘邦,大惊曰: “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于是夜中惊起饮酒,虞姬伴饮,项羽悲歌慷慨,作诗为歌: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项羽常骑的骏马名)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项羽反复歌唱,虞姬也作诗为歌,拭泪唱和: “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她为了减轻项羽的拖累,也为了免得兵败后被汉军俘虏,在悲歌之后毅然地自杀身死。苏轼的“帐下佳人拭泪痕”,写的就是这一情形。

虞姬自杀楚帐事,被后世人概括为“霸王别姬”四个字,并由此生出许多感慨,中心之点是:象项羽这样的推恩足以保四海的英雄,为什么最后失败得那么惨?以致身败名裂,甚至不能保全妻子?司马迁的回答是: “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 (《史记·项羽本纪》)这是说出了许多道理的,纠正了项羽自认为的“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的认识。但“师古”就能不失败吗?也不一定。其实项羽的灭亡原因很多,如他居功自傲,不能容人,烧杀过甚,不得民心,等等,以致最后全军覆没,自刎乌江,成了一个连自己的头和妻子的命都不能保护的可怜的“力拔山兮气盖世”的人物。他的力气并未全得正用,他给后人留下的教训太多了, “帐下佳人拭泪痕”,以及埋在定远的虞姬墓,这些具体的事物对象,正是在告诫着后世人,不能走上这条道路。苏轼以同情虞姬的笔调写了佳人的幽恨。

诗的第二句写了垓下被围中的项羽。 “门前壮士气如云”,这里有项羽在重重敌军包围中的英雄气度,自然也包括紧随麾下八百壮士的忠诚勇敢精神,他们真可以说是“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暗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 “气如云”三字写尽了楚军的有勇有势,苏轼对此也充满了赞佩与同情。但即使如此,他在笔法上还是把虞姬的拭泪饮剑与这“壮士气如云”加以对比描写,使人们从这两幅画面中看到一种不能不深思的生活矛盾:豪雄志气可以化为云霓的壮士,为什么不能保护住一个帐下的女子?这个壮士,起兵八载,身经七十余战, “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而此日却身家都不能自保了。这是诗中的悲剧感,这里也寓有诗人的遗憾。一首绝句包容有限,无法写出历史悲剧的完全评价,但对比中的事实逻辑却昭示于人,壮气如云并不是历史成败的关键之处,如不与合乎历史进程的谋略相佐,它不过是悲剧情节上的一个花环,只能让人徒增感叹。苏轼在《留侯论》中说项羽失败的原因在于“不能忍”,而“轻用其锋”,这正是说出“气如云”的后面也蕴有失败的危机。

最后两句诗: “仓黄不负君王意,只有虞姬与郑君”。所含的情绪就更为复杂了。

这里有对虞姬忠贞的赞叹。垓下之围,危机四伏,但是形势仓黄可以使趋炎附势者叛离而去,最后检验出忠贞不二者果有几人。虞姬看到项羽大势已去,她并没有另谋出路,而是为项羽而死。对于这件事,曹雪芹在《红楼梦》第六十四回中,以林黛玉《五美吟》的诗作,作了肯定性的评价: “肠断乌啼(乌骓马叫)夜啸风,虞姬幽恨对重瞳(传说项羽有两个瞳仁);黥彭(黥布和彭越原为项羽将领,他们投降刘邦以后皆因忤反于刘邦被诛)甘受他年醢(音“海”,受醢为被杀),饮剑何如楚帐中?”这里对这位古史中的奇女子的终身遭际,表现了歆羡悲叹的情致。苏轼的思想感情与此大体相同,不过他把虞姬与郑荣联系在一起,作为项羽结局的余波,更能显出霸王的孤立。

这里有对郑荣的肯定,也有对于刘邦的讽喻。虞姬死在项羽突围前,江东的八千子弟全部死于战场,其他的部将旧臣在垓下突围的前后,或死或降,也尽无存,只有一个旧臣郑荣,被刘邦俘虏之后不肯降汉,成为项羽身边仅存的一个忠实追随者,与虞姬一生一死,皆照以肝胆。原来刘邦在得到项羽的一班旧臣僚以后,为了考验他们对旧主的观念,把他们的名字一律改为“籍”,以此试验他们对项籍是不是还有君臣观念,如果没有了,他们就会不避讳地接受这个“籍”字。结果只有一个郑荣不肯受赐改名为“郑籍”。郑荣终因忠于项籍而被逐。刘邦的这种带有人格污辱性质的赐名法,虽然不少人接受了,但并不是一项好的历史经验,苏轼称赞郑荣坚拒不受,也有对于刘邦的批评之意。

这首诗以历史人物的遗迹抒情,把复杂的历史消化在四句诗中,诗意跳跃性虽然很大,然而却不显得杂错;写了史实,却又寓有感慨,这使这首绝句诗的容纳量大为增加,不仅是他自己《濠州七绝》中的出类之作,在他全部七绝中也是优异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