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孙中山故居》原文、赏析、鉴赏

位于香山路7号(原莫利哀路29号)。为一幢二层楼房，系当年旅居加拿大的华侨集资购赠孙中山先生。小楼前有花园草坪，三面环绕着冬青、香樟、平兰等树木，景色优雅，环境幽静。1918年至1924年底，孙中山在这里居住并从事革命，先后写下《建国大纲》、《孙文学说》、《企业计划》等著作。1920年1月后，孙中山在这里开始与中国共产党和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接触，并改组了国民党，实行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1949年以后，孙中山故居已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经过多次修缮，基本上恢复了原貌，楼内陈列绝大部分为原物。〔现代散文〕 这是一条宁静的小街。这里，没有拥挤的人流和喧嚣的市声，也很少有过往的车辆。街不长，一眼能望到尽头;两侧人行道上栽着挺秀的法国梧桐，每到春夏之交，婆娑的绿叶伞盖似地遮住了整个街面。

在小街的东段，座落着一幢并不十分显眼的小洋房。一楼一底，临街窗面，倾斜的屋顶上伸出矮矮的烟囱;楼房外壁用水泥镶嵌着一颗颗小小的鹅卵石。由于年深月久，在浓郁的树荫下呈现斑驳的紫褐。

门牌上写着香山路7号，也就是过去法租界莫利爱路29号。这是孙中山先生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上海中山故居，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早先，这幢楼房以及附属的那个小花园是外国侨民的私人产业。辛亥革命后，孙先生奔走国事，经常来往于广州、上海两地，风尘仆仆，万分辛劳，却一直没有固定的寓所。于是，出于对先生的热爱，旅居加拿大的一些华侨集资捐赠，将这幢房子买了下来。所以，从1918年夏季到1924年初冬，6年间，除去在广东进行活动，先生在此地断断续续居住了大约三度春秋。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来到静静的香山路。中山故居的铁门打开了，接待我的讲解员小周，是一位挺秀气的姑娘。她把我领进一间休息室，换上软质的拖鞋，然后推开一道侧门，来到走廊。小周告诉我，孙先生在寓所先后住过三次：第一次是1918年7月，先生因护法斗争失利，避居上海，起先住环龙路(今南昌路)44号党部机关，后来移居这里。先生在这里住了两年，发愤著书，完成了有名的《建国方略》，办起了《民国日报》和《建设杂志》，还接见了各界代表。第二次是1922年8月，由于陈炯明的背叛，先生不得不登上永丰舰，离开广州来上海。在这里，他会见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李大钊，在“艰难顿挫”、“孑然无助”的困境中，找到了光明的前途。先生最后一次来此是在1924年11月。当时，冯玉祥将军发动了“北京政变”，邀请先生北上共商国是。先生由广州起程，在上海寓所住了几天，然后，乘船取道日本，经天津到北京。

我首先参观了故居的底层。这里有客厅和餐厅，其余的房间里住过厨师、随从和侍卫长马汀率领的警卫人员。

客厅与餐厅仅一门相隔，拉开滑门，便成为一大间。小周打开吊灯，整个厅房顿时充满柔和的、橙黄色的光线。

“这是孙先生通常会客和接见新闻记者的地方。”小周指点着客厅里的桌几、沙发对我说：“五四运动爆发后，全国学联的几位年轻人前来拜访，先生请他们坐沙发，自己坐一旁。孙先生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这场斗争，但对学生们的爱国精神却由衷钦佩，给予很高评价，还专门拨款资助他们。当时，孙夫人就坐在靠近先生的那一头，用英文打字机记录着谈话的内容。”

姑娘的声音稳重、悦耳，带着讲解员惯有的简洁。然而听得出，她的内心是不平静的。她巡视着这座空落落的客厅，仿佛看到先生和他贤淑美丽的夫人，依然端坐在这温暖的灯光下，用他们的一片赤诚，欢迎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和同志……

我仔细看客厅和餐厅的各种陈设。客厅的墙上，悬挂着先生最喜爱的墨竹图;屋角，有几盆素洁幽香的兰草、兰竹交映，一如先生的品德与情操。餐厅内，有孙中山任大元帅时佩带过的指挥刀，有先生和夫人在我国第一架自制的飞机前的留影，有友人赠送的“醒狮”大理石画屏。圆形的餐桌中央，还插着一瓶淡雅的鲜花，那是小周姑娘踏着晶莹的晨露，刚从厅外的小花园里采撷来的。小周说，先生的饮食极其简单，长年吃素，每顿不过几小碟菜，偶尔来客留饭，才请夫人关照厨房加炒一点鸡蛋。抚摸着餐桌旁的一把把木椅，我沉默了。一种深深的敬意从心底油然升起。呵，一个领导推翻封建专制的革命伟人，一个身居高位的开国元勋，却严于律已，过着如此清寒朴素的生活，那些飞扬跋扈、纵情声色的人，在先生这面明镜前，难道不感到羞耻吗?

我们登上二楼。那里有两间屋子，左边一间是中山先生夫妇的卧室，右边是先生的书房兼办公室。就是在这间书房里，孙中山先生经历了他几十年革命生涯中最后的也是最伟大的转变。

1918年，西南军阀勾结官僚政客非法改组广州军政府，孙中山愤而辞去大元帅职务。这时，他已逐步认识到中国的大患在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痛愤之余，他决心埋头著述，想用科学和实业来拯救我们多难的祖国。他住进这座寓所，伏案疾书，在一页页洁白的稿笺上倾注了振兴中华的宏伟理想。

我瞻仰了先生工作过的黑漆布的书桌。上面放着一方引人注目的大砚台，还有一盆油色尚新的红印泥。在这里，除了著书，先生还拟电稿，署文件，研究中小学的教材，为友人的新作题跋作序。也正是在这张书桌上，他手提狼毫笔，饱蘸浓墨，为后人留下了四个庄严的大字——“天下为公”。

我跟随着小周缓缓走下楼去。客厅的灯依然亮着，还是那么温暖、柔和。晨风轻轻吹拂，送来一缕兰草的馨香。我们凝望着窗外那栽满冬青、剑兰、香樟和铁树的小花园，耳畔似乎还能听到先生遗留在草坪上跫跫的脚步声。忽然我发现小周美丽的睫毛被泪水沾湿了。

“先生北上，在上海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就是在客厅里举行的。”她轻声说：“当时，段祺瑞还在台上，先生此行实际上是冒着风险的。而且，谁也不知道，因为长期积劳，他的健康受到极大的损害，可怕的癌细胞已经在开始吞噬先生的肝脏。可是，为了和平统一，为了子孙万代的幸福，先生抱着‘身先国民’的决心，毅然登上了北去的航船。先生走了，他，再也没有回来……”

是的，先生走了，他登上了远去的航船。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他浪迹天涯，云游欧美，在大海上航行了20万公里。他像一个不屈不挠的水手，驾驶着航船，在暗夜里，在风雪中，在险象环生的礁丛间勇敢的行进着。

是的，先生走了，他再也不回来了。可是他的著作，他的思想，他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却永远铭刻在我们后人的心中。

(刘征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