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宋清诗词·隋唐诗歌·杜甫·蜀相》鉴赏

《隋唐五代宋清诗词·隋唐诗歌·杜甫·蜀相》鉴赏

杜甫



蜀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青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蜀相》是杜甫这首七律名篇的诗题。那么,“蜀相”,是指谁呢?就是诸葛丞相孔明。

公元221年,魏、蜀、吴三国鼎立时,刘备在四川成都建国称帝,史称“蜀汉”,拜诸葛亮(孔明)为丞相。所以,诗人杜甫在这里称孔明为“蜀相”。但它不仅仅是历史纪录,而是寄托作者对这位历史名相的仰慕和婉惜之情。

杜甫是唐肃宗(李亨)乾元二年(759)十二月结束了自己为时四十年(寄居秦州、同谷)的颠沛流离生活,到了成都的。他在朋友(主要是严武)的资助下,定居在成都浣花溪畔(即今“杜甫草堂”所在地)。第二年春天,诗人探访了武侯祠(即诸葛亮祠堂,因他曾被封为“武乡侯”故称)。在游赏之余,感慨万千,写下了这首感人肺腑的著名七律。



首联:专程寻访丞相祠



丞相祠堂何处寻? 锦官城外柏森森。

丞相祠堂,今称“武侯祠”,在今成都南门武侯祠大街。成都乃蜀汉之京都,诸葛亮在此主持国政二十多年,政绩卓著。晋代,李雄在成都称王时,为丞相始建了祠堂。后来,桓温平蜀,都城遭到很大破坏,而武侯祠却完整无损。但现在见到的“君臣合庙”形式,却是清代康熙时(1672)重建的,占地面积三万七千平方米。祠内拥有大量历代题写的诗词、对联和匾额。其中最著名的长联,是清人赵藩题写的:

能攻心,则反侧自销,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乃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此外还有岳飞手书诸葛亮《出师表》木刻和杜甫颂孔明的七律《蜀相》石碑。这是一个著名的游览胜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已辟为“南郊公园”。

锦官城,古代成都的别称。成都古时盛产“蜀锦”,汉时开始就曾在此设专门管理机构进行管理。官员们住在成都的“小城”(还有“大城”),故又称成都为“锦官城”、锦城或锦里。

柏森森,形容柏树长得高大而茂密。据《太平寰宇记》载,武候祠前的大柏树,相传是孔明亲栽的。“柏森森”三字,值得好好玩味:它不仅仅描摹了丞相祠之外景,渲染了一种安谧肃穆的气氛,而且也是识别丞相祠的最好标志,还是历代人民爱戴诸葛孔明的见证。

杜甫还有一首专咏夔州孔明庙前一棵老柏树的七古《古柏行》,其中有句云:

孔明庙前有老柏,柯如青铜根如石。

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

君臣已与时际会,树木犹为人爱惜。

这正说明,成都、夔州各地武侯祠前都出现“森森古柏”的茂盛景象,都是因为“人爱惜”之故。大凡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的人,人民总不会忘记的,受人千古爱戴。你不见《诗经》中有首《甘棠》诗,记述着那棵甘棠树,总是“勿翦勿伐”、“勿翦勿败”的吗?那是人们用它来纪念周宣王时大臣召伯的。

这一联诗直承《蜀相》诗题,起势极妙:用了诘问式,自问自答,有记叙有描述。这是写丞相祠堂的外景,点明所在之地,并使前后两句自相呼应。



颔联:祠内春日景色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诗人在描摹了祠堂外景之后,进而描写祠堂内景。内景,究竟怎样呢?

是一片“祠庙荒凉”之景呢?还是一幅“春意盎然景色”?古今对这一联诗意的理解,一直有分岐。清人仇兆鳌注此诗时认为:“写祠庙荒凉”。近人大多袭取此说(如复旦马茂元等);《唐诗选》的注者也认为:“……‘自’、‘空’二字,一则表示草色莺声无人赏玩,见得祠宇荒寂;二则表示碧草黄莺都不管人事代谢,不解怀吊诸葛亮这样的古人。”

但是,山东大学萧涤非教授却认为,这是一种误解。其理由是:①从“碧草春色”、“黄鹂好音”的描写中,看不出有什么“荒凉”的意境,相反,倒是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色。因为古人是常以草色来渲染春色的美的(江淹《别赋》中即有“春草碧色,春水绿波”的句子)。杜诗这里的“碧草”不是杂草、野草,更不是衰草! 我们不能一见到“草”字,就同“荒凉”联系起来。②荒凉的景色描写,在此并不符合杜甫的写诗意图。正是要把祠堂的春景写得十分美好,然后,再用“自”、“空”二字(虚词)把美好春色一齐压倒、抹去,来加倍突出诗人对先贤的仰慕心情。所以,春色越美,鸟音越妙,就越有助于表达诗人这种情怀。如果理解为“荒凉”,便不能起到这种反衬的作用了。

我看,这一说法有道理。这两句诗,上承祠堂,主写景;下启感喟,主抒情。它们正是“景语含情,情语寓景”,情景两兼。正如王夫之所说,“名为二,实不可分”。这里,带要害性的字眼,是“自”与“空”两个字。这是互文对举,可以互训,即“空”与“自”,可以相互对释。因为自己景仰的是名相,但早已不存,空留祠庙,尽管石阶两旁碧草萋萋,令人悦目;那藏匿于森森柏叶之中黄鹂歌喉,并非不悦耳,然而,诗人却无心赏玩,徒增伤感而已。原来“伤人心别有怀抱”,诗人一心想念的是祠堂的主人诸葛亮,而非春草与黄鹂。这样,就很自然地从前半首写景过渡到后半首的写人,即从祠堂之景的描写转换为对丞相事迹的记述。



颈联:对诸葛武侯的评价



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这一联是全诗的核心,所以显得特别厚重、丰赡。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首先,诗人用了重墨,从品德到事业、从正面到侧面,大事渲染,着力赞扬诸葛亮。上句用了“三顾茅庐”的典实,写到了刘备三次躬亲拜访孔明,这正是从侧面去烘托他的雄才大略。因为他有杰出才略,方得到刘备那样的器重。三顾频繁,就是“频繁三顾”;天下计,即天下之大计,或说计议天下大事。

下句,即从品德和事业方面,直接地正面来写诸葛亮勤劳忠贞的高尚品质。两朝开济,是说诸葛亮先辅先主刘备开创帝业,建立了国家,后又佐后主刘禅巩固帝业,济美守成,“功盖三分国”。老臣心,指诸葛亮尽忠报国,不遗余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品格。清人仇兆鳌说得好,“‘天下计’,见匡时雄略;‘老臣心’,见报国苦衷。有此两句的沉挚悲壮,结作痛心酸鼻语,方有精神。”(详见《杜少陵集详注》)

同时,从开篇到这里,诗人匠心独运,或明或暗运用手法,不断蓄贮,创造条件,到此才着力点明,成了全诗的重点之区。原来,这是一首抒情诗,但杜甫在这里打破了常规,引议论入诗,在艺术上讲,这也是使诗篇的核心部分更加突出,重点特重。有人认为,诸葛亮一生的心思,一篇《出师表》说尽了;而一篇《出师表》的内容,又为这两句诗高度概括了。



尾联:对诸葛武侯的悼念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这一联的上句,用了“孔明六出祁山”之事。诸葛亮一生特别感人之事就是他的“死”。他为了帮刘氏复兴汉室,统一天下,曾经六次出兵祁山伐魏。蜀后主建兴十二年(234)春,蜀军第六次伐魏,占据了五丈原,进行了“屯田”,而司马懿坚守不出。为了激怒对方,诸葛亮曾经用巾帼妇人之服送与司马懿,促其应战,亦未果。诸葛亮自己却因操劳过度,于这年的八月,病死在五丈原的军营中。死时,才五十四岁。这就是“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历史事实。

诸葛亮壮志未酬,但他的那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忘我精神,给后世的影响极大。诗人本身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他在这里表现了对诸葛武侯的献身精神的崇高景仰和对他的事业未竟的痛惜心情。

下句中的“泪满襟”的“英雄”,是指谁呢?我看,首先是诗人自己。当然,不限于他。因为在这句诗的头上用了“长使”二字,这就从时间与空间两个方面大大地扩充了感染范围。也就是说,把普天之下(空间)和今后万世(时间)之具有报国雄心、追怀前贤的人们,统统包揽在内了,诗歌使广大的人们都发生共鸣,不能不为之同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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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读了全诗之后,我们深深感到《蜀相》这首诗,的确无愧为千古名篇。诗人那种积极入世的思想和炽烈的政治热情洋溢于诗篇内外。正如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所说,“读少陵诗,如见其忧国伤时。”因此,它对后世的影响至深至广。

这首《蜀相》,不仅在思想内容上如此,而在艺术上,也是一首相当完美的七律。

大家知道,杜甫是一位善写七律的大师。在他现存的诗作中,七律有一百五十一篇,超过了现存的初唐、盛唐诗人所作七律的总和。他让我国七律诗体进入了十分成熟的阶段。

这首《蜀相》,就具有七律应有的结构严谨、对仗工整、声调和谐和语言精到等所有特征。正如他自己曾经说过的“晚节渐于诗律细”、“语不惊人死不休”。南宋诗人周紫芝赞扬说:“李杜文章万丈高,就是诗律杜陵豪。”(《次韵庭藻读少陵集》)在此,我不作逐点评析,仅就其章法作一点评说。

《蜀相》的章法,是很讲究起、承、转、合的。比如:

首联的“起”,紧扣诗题,写了走访武侯词。以其祠前参天古柏起先贤雄才之兴象,并以诘问开篇,起调也特具声势。

颔联的“承”,直承上联,写祠堂春日内景。不仅承接紧密,上承祠堂,下启感喟,而且用精炼造语、生动形象,酿造了深远意境和浓醇韵味。

至于颈联,作用是“转”,把诗意推进一层。因此,它写了对诸葛武侯的高度评价,即由写景进而写人。

最后尾联,是全诗的终结,即所谓“合”,或叫“收”。这一联写了诗人对诸葛亮的悼念。它做到了:“为诗结处,总要健举。”(王士禛口授、何世璂记述《然灯纪闻》中语)。的确,读了此诗的尾联,使人们深感诗篇收结得既有精神又有余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