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两晋南北朝诗歌·两晋诗歌·郭璞·游仙诗(选一首)》鉴赏
郭璞
京华游侠窟，山林隐遁栖。
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
临源挹清波，陵冈掇丹荑。
灵溪可潜盘，安事登云梯?
漆园有傲吏，莱氏有逸妻。
进则保龙见，退为触藩羝。
高蹈风尘外，长揖谢夷齐。
郭璞《游仙诗》，今存十四首(内四首残)，载录于《全晋诗》、《文选》(录七首)等古籍。这是他的代表作。
这个组诗的内容，主要是歌颂“高蹈遗世”，即对世俗生活的蔑视和对隐逸生涯的歌赞。它不像一般游仙诗那样，专写想象中的仙山灵域和赤松、王乔之类，而是借歌吟神仙来抒发“忧生之嗟”(曹植语)，多自叙怀抱。这组诗名为“游仙”，实是“咏怀”;说是吟咏仙事，实际歌唱隐遁，即在歌唱隐遁之处，常常表达了忧生愤世之情。但也因此流露出逃避现实的消极思想。实际上，郭璞的《游仙诗》，同阮籍的《咏怀诗》是很相近的，都为愤世嫉俗之作。正因如此，《诗品》作者钟嵘给以这样的评语：“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
《京华游侠窟》，是《游仙诗》组诗中的第一首，诗题是后人所拟的，取诗之首句为题。它的主要内容是写：朱门不如蓬莱，与其仕进求富贵，不如隐居得安逸。一句话：从仕求荣不如高蹈谢世。此诗有较高的思想性，是组诗中最著名的一首，常为通行选本所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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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诗在结构上，采取“多层次，依次递进”的写法，把要表达的社会生活和自己思想感情，都巧妙地融入每个层次、每个诗句之中。全诗十四句，除最后诗尾二句之外，其前的十二句，正好四句为一个层次，各层次既独立，又有关联，最后落定于诗尾的“诗眼”上。
第一层：对仕宦之途的蔑视
京华游侠窑，山林隐遁栖。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
这是说京城是游侠们活动之地，而山林则是隐士栖居之所;荣华富贵有什么值得夸耀，还不如寄身于莽野草泽。京华，即京师繁华之地;游侠窟，指重义轻生之人聚居的地方。隐遁，隐居避世的人，即隐士。朱门与蓬莱，这是两个相对见义之词。前者，原指豪门贵宅，因古代豪宅院门都漆上朱红色。此为荣华富贵的代称。后者，有几说：一说，即旧说海中仙山，即蓬莱仙境;又一说，此指隐遁之所。另有一说，“莱”，可能是“藜”之误。因为藜、栖、荑、梯、妻、羝齐等古音同属一部，而“莱”是另一韵部，不协。“托蓬藜”，即云栖身于草野。
这里诗人用隐遁生活来否定从仕求贵之途，表示了自己对官场生活和荣华富贵的蔑视。这层诗意，实际上已开门见山地点出了诗之主旨。下边各层内容，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展开具体阐发和描写。
为了进一步否定仕宦之途，诗人逐层地具体而深入地从正面说明隐遁生涯的美好之处。于是，诗篇就进入下一层次(即接着四句)：
第二层：对隐遁生活的赞美
临源挹清波，陵冈掇丹荑; 灵溪可潜盘，安事登云梯?
隐者的生活是：渴了，可以到山源处掬饮清水;饿了，则登上山冈去采食灵芝草。而那灵溪仙谷，完全可供隐居者盘桓漫游，何须一定去求仙升天呢?这里，尚有几个疑词补释一下：
临源与陵冈，前者，临，即到;源，即水源。后者，陵，同凌，直上，即登上山冈。
挹与掇，前者，指汲取，舀也;后者，指拾取。
丹荑(荑，读tí，有些注本有误)，即赤芝，亦名丹芝。古人认为吃了它，可以延年益寿。它是赤幢中之幼苗，更鲜美，更贵重。
潜盘与登云梯，前者，是说隐居盘游;后者，说法比较分歧。一些大学读本注云：“登云梯，犹言致身青云，喻出仕。”附和者言：“指直上青云的仕途。”但若干旧注本都认为，此“言仙人升天，因云而上也。”(李善注《文选》语)目前通行注本大都从旧说，指升天成仙。如从郭诗之主旨思想推论，也不无道理，但嫌浅露，不够深沉。因为大家知道，郭璞的《游仙诗》不同于一般游仙诗，其旨趣有异。他名为游仙访道，实是热衷隐遁谢世，真正的“游仙”，并不见得是诗人着意之处。总之，他认为，如果能够潜隐山林，就是游仙，不必登云上天修炼。因为他虽然在其他一些诗中赞美“仙境”，但在理智上，并非真正认为有仙境的存在。
这四句诗，主要是描写隐遁生涯的悠闲自在。这是第二层意思中的头一点。下面两句是第二点，即进一步用历史事实(两个典故)说明隐者节行高超——
漆园有傲吏，莱氏有逸妻。
这是援引“漆园傲吏”的典实，说庄周之傲世高节。当年他任“漆园吏”时，楚威王闻之，即派使臣“致厚币，许以为相”，迎庄周出山。但周笑谓楚使者曰：“亟去，无污我!”这是《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一段文字的大意。在《列女传》中载有“莱子逸妻”的典实(逸，避世隐居)。其中有云：周代老莱子隐于蒙山之阳。楚王闻之，亲往老莱之门，曰：“‘宋国之孤，原变先生。’老莱曰：‘诺’。妻曰：‘妾闻居乱世为人所制，能免乎患乎?妾不能为人所制。’遂投其畚而去。老莱乃随而隐。”
第三层：表明自己退隐之志
诗人至此，首先抓住“进”与“退”的利害关系，作进一步的阐释，指出——
进则保龙见，退则触藩羝。
进向隐逸，避世更远。这是用《周易》的语意，表示进一步高蹈谢世，就能够保持中正的美德，而无祸患。保龙见，保，保持，持守;龙见，是“见龙在田”的省略。典出《周易·乾》，其“九二”有云：“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文言》(专解释《易经》中乾卦坤卦的《易传》中篇名，也即《十翼》之一)曰：“见龙在田，……何谓也，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魏人王弼注云：“出潜离隐，故曰‘见龙’;处于地上，故曰‘在地’。”再说“退”，出潜离隐，退处世俗。这也是用《周易》语意，表明还居尘俗，就将如羝羊(公羊)触藩那样，两角被卡住，进退不得而处于窘境。典出《周易·大壮》：“羝羊触藩，羸其角，不能退，不能遂。”
这二句诗，由于对“进”与“退”二字的不同理解，得出恰恰相反的意思。
清人沈德潜认为：“进，谓仕进。言仕进者为保全身名之计。退，则类触藩之羝。”(《古诗源》)今人林庚、北大、北师大的注释用沈说，曰：“进，即进仕。”
唐人李善注《文选》曰：“进，谓求仙;退，谓处俗。”清人闻人倓等用李说。今人朱东润、余冠英等从此说。注云：“‘进’，指避世更远，入山更深”;“‘退’，指还居尘俗之中。”
我认为，李善之说，比较切合诗人原意。因为诗歌的主旨既然在于赞赏“隐逸”而否定“仕进”，那么，怎么在这里却扯出一个与自己主旨相反的措辞呢?显然，李说为妥。这样，两句诗的语译，当是——
进而隐居，断绝尘念，就能像龙在田中，因行为中正而无祸患;
退而处俗，留恋富贵，就会像双角为篱笆所卡的公羊那样，进退两难，陷入窘境。
接着，用最后两句煞尾，以表明自己退隐的坚定决心——
高蹈风尘外，长揖谢夷齐。
这是说，我要远行于尘世之外，拱手长揖辞别伯夷、叔齐而去。高蹈，即远行;长揖，古时一种礼节，即拱手高举，自上而下的相见礼。
诗人退隐之志，比周初隐者伯夷和叔齐他们还要坚定，还要高逸。因为诗人认为，商代的两个隐士，他们虽然相互推让王位而隐居，但武王伐纣时，他们却还出来干预(不食周粟，绝食斗争)。可见，他俩未能彻底忘怀世事。因此，要“谢夷齐”，不去效法他们，而且要做到更加高逸彻底，完全超乎尘世之外。“伯夷、叔齐”的典实出自《史记·伯夷列传》、载云：他们(指夷齐)都是孤竹君之子。先是两人互让君主之位，而逃到周文王之处;后来，武王伐纣，他们想不通，拒食周栗，隐居首阳山，采薇而食，结果饿死(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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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在分析这首诗(《京华游仙窟》)之便，说说整组《游仙诗》的情况及问题。
首先，“游仙诗”来历及类型
细读上边这首“游仙诗”，可以领略整组诗的大致风貌。郭璞的所谓“游仙诗”，实际上是“用比兴手法，抒写自己怀抱”的一种作品(刘大杰语)。这种“假托神仙以抒怀”的写法，来源久远。
早在战国时，楚人屈原在《离骚》末尾就表示将远游西海，以及托名屈诗的《远游》等，就已经有这个内容了。特别是后者，竟成为后世“游仙诗”的滥觞。
在汉乐府中，也有类似的诗，名《步出夏门行》、《西门行》、《古艳歌》和《董逃行》、《王子乔》等，但无深切寄托，也没显示作者的精神气质。
至于，以“游仙”二字为诗题，最早始于曹植。他写过《游仙》、《升天》、《仙人篇》等作品，是为了托于神仙来抒发“忧生之嗟”的。这是一些真正成熟了的正格游仙诗，为我国开创了一个新的诗歌流派。
在曹植游仙诗的影响下，郭璞的十四首“游仙诗”组产生了，虽非首创，但它却在继承前人传统基础上，对游仙诗派的一种新的发展和延续。它既能很好地体现“假游仙以寄慨”的旨意，又能选取历史题材来作诗的一种变格游仙诗，即借咏游仙以见自己的志趣的诗。其实，它是“咏怀诗”的一种别体。
其次，郭璞游仙诗产生原因
郭璞正处在中原沦陷，晋室南渡的动乱时代。南渡后，他只当了一个小官，“才高位卑”，很不得志。他的为人，表面清高淡泊，内心却热衷富贵，因位居人下，心情常感搅扰。后来，见着王敦叛晋，势必失败，感到自己不但仕进已绝望，甚至连性命也无保障，于是，产生了“閟情丘壑，抽簪收发”的游仙心境。组诗中见到的“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其一);“圭璋虽特达，明月难闇投”(其五);“悲来恻丹心，零泪缘缨流”(其五)等句，正表达了他从“朱门”到“蓬莱”的失望情绪和悲伤心境。因此，郭璞的游仙诗，没有去写什么真正的仙境和灵异，而往往自述情怀，辞多慷慨。正如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所说：
嵇叔夜、郭景纯皆亮节之士，虽 《秋胡行》 贵玄默之致，《游仙诗》 假栖遁之言，而激烈悲愤，自在言外，乃知识曲宜听其真也。
刘熙载道出了郭璞游仙诗之真谛所在。因此，它对后世游仙诗派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如初唐的陈子昂，特别是盛唐的李白等人诗作，就是很好的例证。他们结合自己的生活、个性和自身修养，融入诗歌，使游仙诗派又获得了一个新的发展。从战国屈原的创始，到三国曹植的成熟，再到两晋郭璞的变异，直至唐代李白的新发展，正好呈现了一条我国游仙诗派的发展线索。
其三，郭诗的特殊风格
将郭璞《游仙诗》同其他同类题材的诗篇作一比较，就会发现郭诗的特殊风格。其主要特征是：文采华茂，富于抒情。其具体表现：
第一、游仙其表，咏志其实，现实内容丰赡。比如，第一首的对“朱门”的否定;第四首的伤时叹世;第五首的怀才不遇之慨叹;第六首的对权贵的嘲讽，等等，都证实了这一点。沈德潜曾经批驳钟嵘的评议而正确地指出：郭璞的“《游仙诗》本有托而言，坎壈咏怀，其本旨也。钟嵘贬其少列仙之趣，谬矣。”
第二、辞藻华茂，景语精丽，更富于形象性。其中第四首(“六龙安可顿”)最为突出。它不像当时盛行的“玄言诗”那样“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而是“彪炳可玩”，写景清丽如画，描写则神采奕奕。
第三、具有更浓的抒情性。郭璞这组《游仙诗》虽然还未完全脱去玄风的影响，但从他的“歌隐遁、咏仙道”中，可以亲切感受到作者藏之于中的“坎壈不平”情绪。加上组诗的辞采清美精妙，亦有助于诗篇抒情成分的加强，因它能帮助各种情调的渲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