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两晋南北朝诗歌·两晋诗歌·左思·咏史(选一首)》鉴赏
左思
其 二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
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
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
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咏史”，这是咏叹古人古事以抒发自己感慨和抱负的一种诗体。
左思的八首五言体《咏史诗》，是奠定他在我国文学史地位的，为世人所传诵的名篇。但它并非单纯地吟咏古人古事，而是托古讽今，通过咏史来抒发自己怀抱和不平的作品。因此，有人说它是：题曰“咏史”，实为咏怀。这组诗是左思的早期作品，大约写于他入洛后不久，晋灭吴之前这段时间里。
《咏史》其二(“郁郁涧底松”)，是这个组诗中的重要一首，也是后世经常入选的名篇。它可以代表左思一般诗风。如果说他的《咏史》其一(“弱冠弄柔翰”)是一首“述志诗”，那么，此篇即为“讽喻诗”，也可以说是“揭露诗”。它用讽喻方式抒发诗人对当时门阀制度的愤愤不平的强烈不满。的确，是一首很有艺术张力，且感情强烈的好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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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诗十二句，一气呵成，几乎难以判然分段，但诗思的发展，还是有脉络可循的。大体上，前半截是摆出门阀制度所造成的社会不合理现象，后半截则进一步指出这种“不合理”的根深蒂固。
请看诗之前四句——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 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这是说，涧底的青松郁郁苍苍，山顶上的小苗柔弱懒散;竟然用它的寸径小树，遮盖着这百尺高松!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里有几个紧要字眼得先弄清楚：
离离——各注家解释比较分岐：一说“下垂貌”，其根据是《毛传》云：“离离，垂貌。”又一说是“分散成行的样子”，在《玉篇》中找到了根据：“离，散也。”颜师古注曰：“分散也。”还有一说，是“低垂懒散的样子。”当今之《辞海》有此义项。在语译中，就是用了此说。
径寸茎——径，直径。直径仅仅一寸长的茎杆，指山上的“小苗”。
百尺条——条，树枝。百尺，喻其高长，并非确数。这是指涧底的高松。
这是写诗的常用手法，即以“寸径”的低小同“百尺”之高大进行比较，以劲挺苍松同低垂黄苗作对比，使之取得强烈的艺术效果。诗人之所以在开篇这样来写“自然景物”，其用意在于引出“社会现象”，即接下去的二句——
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
什么叫世胄，世族子弟。胄，后裔也。蹑高位，登踞高尊之位，即做了大官显宦。蹑，《广雅》说：“蹑，履也。”履，有踩、踏之义。据《方志》云，这是秦晋一带的方言，蹑，有“登”的意思。
这就是说，世家的纨绔子弟，无论如何无能，总是高踞显位，而寒门人士，就是博学高才，也始终沉没下层，屈居卑位。
诗人在以上这些诗句中，已经将自然界的“寸径小苗居然盖百尺高松”的怪现象同社会上的碌碌庸才高踞要津，而使英雄奇才遗之草泽的怪现状，艺术地撮合在一起，让世人去评说——这是多么的不合理现象啊!
那么，这种极端不合理现象，又是由何而来，由谁造成呢?
诗人只用五个字“地势使之然”，作了明确而深刻的解答。接着，他又进一步指出“由来非一朝”。“山上苗”掩盖“涧底松”，不是“苗”高于“松”，而是苗所处的地势高;那么，“世胄”压住“英雄”又是什么原因呢?也还是“地势”在起作用，而社会之“地势”，就是那个难于跨越的“门阀制度”在作怪。这样，诗歌就尖锐而深刻地揭露了自曹魏以来所推行的“九品中正制”所造成的世族与寒门(也即士族与庶族)的严重对立。正如东晋江州刺史刘毅所概括的，其对立的严重性已达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程度。可见，社会上这种不合理现象的由来，确非一朝一夕，而是根深蒂固的了。何谓“九品中正制”?这是魏文帝曹丕所制定的一种选才登用之法，称“九品官人之法”。它把人才分成上、中、下三等，各等中又分上、中、下，共九品。各州郡各设置选人机构，称为“中正”，由它选拔、鉴别各州郡的人才，并按品授官。这样一来，讲究门阀现象，虽然形成于汉，魏晋时却越来越严重了。所说“门阀”，即门第阀阅。不论任用官员、或者社会交际等活动，均讲究门第高低。这是封建时代，地主阶级内部家族的等级。显贵之家称为“高门”，卑庶之家则称“寒门”。其中又各有高低等第，故称“门第”。
诗人在诗中已一针见血地揭示了不合理现象的产生原因，惟恐人们不信，他又进一步举出史事加以证实，使你无可置疑。这就是诗歌的最后四句——
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 冯公岂不伟? 白首不见招!
历来的事实就是这样：汉代金日磾(mì dí密笛)和张汤两家的子孙，凭藉着先祖的遗业和荫庇，从汉武帝到王莽篡汉为止，经历了七个帝王(即中经昭、宣、元、成、哀五帝)，世代都做着宫廷中的宠臣，享受着极大尊荣;而奇伟出众的冯唐，从文帝做小官起到武帝时，已经七十多岁了，还得不到重用。李善注引了荀悦《汉纪》中说：“冯唐白首，屈于郎署(为中郎署长小官)。”这里有一段汉武帝与冯唐的对话挺有意思。有一日，汉武帝见冯公暮年为郎，即问曰：“何其老而不遇耶?”冯唐答曰：“文帝好文，臣好武;景帝好老，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矣”，于是，“三世不遇，老于郎署。”
诗人的批判矛头，不仅直指当时(晋代)社会现实，而且还批判了历史上的士族制度。在一系列的肯定与否定对象的对比中，使诗歌对现实的揭露更为深刻，也使诗歌本身的主题开掘得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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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在借助诗歌说着自己的生活体验，也是用诗歌所作的政治控诉：即控诉封建等级制度的罪恶。这正是本篇诗歌的题旨所在。
左思原是有着宏伟抱负的人，之所以不得志，并非他不具备雄才大略，实际上，他自少就“习文秉武”，才华横溢;也不是由于他的姓名不为帝王、权贵所知，实际上，他是太康文坛的巨匠，声名极高;况且他的胞妹左棻，又是当朝帝王(晋武帝)的贵嫔(仅次于皇后);左思自己也曾为当时显要贾谧讲读《汉书》，并为其门下的“二十四友”之一。总之，他完全可以飞黄腾达。可是，冷酷的现实，使他终究明白，妨碍他仕进，限制他施展的原因，最根本的就是那个“寒门出身”。就是这个“门阀制度”使得左思献身无门，报国无期，只能怀着无限的愤慨。《咏史》其二，以至整个《咏史》组诗(八首)，就是他的生活写照，他的感慨实录，镕铸着左思的生平理想，具有深厚的社会内容。他在我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奠定，主要的不是由于什么《三都赋》、《齐都赋》，而是这组不朽的《咏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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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的艺术构成，也有自己的特色。例如托物寓意，肯定与否定对象的对比，以及自然妥贴地用典等艺术手法的配合运用，对丰富诗的思想内容和深化主题，以及增强艺术感染力，都起着很大作用。即使只是一首诗，也可窥见左思诗歌艺术风格的一斑。但是，“一斑”终究不是“全豹”。为了更全面地理解左思的风格和特色，不妨联系其他七首，将整组《咏史诗》，加以粗略的分析。
首先，纵横结合，才情一体
八首咏史诗，既可首首独立，各体现一定的社会内容和意义，又用一条理想和情操的线，把各首诗串联了起来，成为浑然一体。
诗其一，正面抒发自己的理想，实为这一组诗的序诗。其中有句云：“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
诗其二，写遭受门阀制度的压制而生悲愤之情，并揭示其社会根源。
诗其三，表示要以历史人物(如段干木、鲁仲连等)为榜样，另辟途径，以期报国。
诗其四，说自己甘于寂寞，决心著述，成就自己。
诗其五，再写此路不通，而欲追奔许由。
诗其六，赞誉荆轲，借以披露自己的情怀，蔑视豪门权贵。
诗其七，用历史上若干英才沉没下僚，来自熨心中之不平(诗中指出：主父偃、朱买臣、陈平、司马相如等人)。
诗其八，最后写社会黑暗，决心走唯一的一条道路——避世，以求洁身自好。
这组诗把左思平生的理想和遭遇，以及丰富多变的感情融铸了进去，在笔墨之间流荡着英风豪气，表现出一种激昂情调，形成劲挺雄浑的诗风。
其次，《咏史》具有独创性的发展
“咏史”之作，最早起于东汉班固的《咏史》。但它“一诗咏一事”，只是客观的复述。所以钟嵘说它“质木无文”。后来，曹操的《短歌行》其二(“西周伯昌”)，以及曹丕的《煌煌京洛行》，历述了古代多人故事，但与己无涉。及至孔融《杂诗》第一，于抒己怀之中，举古人自况，才具有后来左思《咏史诗》的规模。一直到左思系列组诗《咏史》出，“遂为古今绝唱”(明人胡应麟语)，一种“名为咏史，实为咏怀”的咏史诗体，才真正形成。这是我国古代“咏史”题材，在诗歌体制上的创造性的发展。这对后世的诗人如鲍照、李白等人的诗歌，都有明显的影响。
对于左思《咏史》诗的创造性的具体表现，后世有许多评述。清人张玉谷曾在《古诗赏析》作过很好的评析。它说——
(左思《咏史》) “或先述己意，而以史事证之; 或先述史事而以己意断之; 或止述己意，而史事暗合; 或止述史事，而己意默寓。”
这段议论是很精彩的。在这里，还应当再加一条：“又往往错综史实，连类引譬，名为咏史，实为咏怀。”他的这组诗，不但内容充实，而且艺术技巧纯熟，大大丰富了我国五言诗的风格，提高了古体诗的艺术水平，获得后人的高度称誉。
清人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赞曰：
太冲咏史，不必专咏一人，专咏一事，咏古人而己之性情俱见。此千秋绝唱也。后惟明远 (鲍照)、太白能之。
黄子云也称颂说：
太冲祖述汉魏，而修辞造句，全不沿袭一句。落落写来，自成大家，视潘、陆诸人，何足数哉! (详见《野鸿诗的》)
但钟嵘却有自己的说法。他在《诗品》中说左思之诗，“野于陆机”。实际上，他把“豪放”视为“粗野”。因此，清人刘熙载在自己的《艺概》中，表示不同看法——
野者，诗之美也。故表圣 (司空图) 《诗品》 (即 “诗品二十四则”) 中有 “疎野” 一品。若钟仲伟 (锺嵘) 谓左太冲 “野于陆机”，野乃不美之辞。然太冲是豪放，非野也，视《咏史》 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