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两晋南北朝诗歌·建安诗歌·王粲·七哀诗(三首选一)》鉴赏

《汉魏两晋南北朝诗歌·建安诗歌·王粲·七哀诗(三首选一)》鉴赏



王粲



西京乱无象,豹虎方遘患。

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

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

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此诗选自《王侍中集》,它与《登楼赋》同是王粲的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七哀”,是汉末出现的乐府新题。曹植、阮瑀也各有《七哀诗》一首。王粲的《七哀诗》共做了三首,本篇是其中的第一首。它写于汉献帝初平三年(192),正当董卓部属李催、郭汜等在长安作乱,诗中所记述的是作者在遇难途中的所见所闻。这时,王粲仅十七岁,此诗为他早期作品,其他二首不是同一时间所作。

“七哀”作于汉末,当时社会动乱,生灵涂炭,哀鸿遍地,到处是凄凉景象。据《三国志·董卓传》记载——

十日城陷,……催等放兵略(掠) 长安,老少杀之悉尽,死者狼籍。又云:

时三辅民尚数十万户,傕等放兵劫略 (掠),攻剽城邑,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

《晋书·食货志》亦载:“人相食啖,残骨余肉,臭秽道路。”

这些史料正是引发王粲作《七哀诗》的社会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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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即分章详讲,全诗二十句,分为四章:

第一章:人民遭灾的缘由(1—2句);

第二章:攀辕惜别的情景(3—6句);

第三章:战乱流离的惨景(7—16句);

第四章:乱世思统的伤叹(17-20句)。



第一章:遭灾缘由



诗人一开篇就形象而明确地写道——

西京乱无象,豹虎方遘患。

这是说,长安(因为在东汉京都洛阳之西,故称“西京”)社会漫无法纪,一片混乱。无象,无法、无道。这个“象”字有几种释义,一说“道也”。《老子》:“执大象,天下往。”河上公注云:“象,道也。”一说“法也”,《尚书》有云:“象以典刑。”遘,同“构”,造成。谁造成这“乱无象”呢,这是由于李傕、郭汜这些“豹虎”的作乱所造成的祸患。这就形象而深刻地指出了人民遭灾的由来,并又为此诗交代了背景。



第二章:攀辕惜别



李郭作乱的第二年,正当王粲十七岁时,就被迫“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他为了避难,就抛弃长安离开中国(此指“中原”;去,离开),前往荆州去寄住。委身,寄身,托身;适,往也;荆蛮,指荆州。周代称南方民族为“蛮”,荆州在南方古代楚国之地,故称“荆蛮”,为什么王粲要去荆州呢,因为当时荆州刺史刘表,曾经从王粲祖父王畅受学,刘表同王家系旧交,所以王粲这时举家去投依。当他们一家离开长安时,“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亲朋们为我送行时都很悲伤,有的还追攀着车辕,依依不舍,不忍别离。

诗在第一章里描写了“乱”,在这一章却渲染了因乱而别的悲凉气氛。接着说——



第三章:离乱惨象



这章最长,有十句,先看前二句:“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只见茫茫大地,赤地千里,尸殍盈野,一片战乱残破景象。诗人只用了上述二句进行了精练的概括。紧接着,他抓住“饥妇弃子”的典型事例,更集中地挥毫描绘了起来——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这里的顾与还,都有“回”的意思,而“顾”是回首、回头看;而“还”,是回身、回过身来。挥涕,即挥泪、洒泪。今之“涕”,即古之“泗”,今之泪,即为古之“涕”。唐孔颖达注云:“自目出曰涕(即籀文),自鼻出曰洟”。 亦称“泗”(籀文),两行鼻涕自鼻孔淌出。

作者对这个骇人的特写场面,虽只用了六句,但它却集中地反映了当时千百万人民,在虐民祸世的军阀混战下所遭受的深重灾难。试想:一个做母亲的人,对于用自己心血养育起来的婴孩也无法顾全,真是痛苦难言啊! 为何呢? 因为不知道自己身死何处,怎么能够两人都保全呢? 只得忍痛弃子了。“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这是饥妇的自言自语,虽只短短十个字,却包含着人民多少血泪啊! 这些惊心怵目的诗句,是由当时人们的深重灾难凝成的,也表明作者的深切同情。因此,“不忍听此言,驱车弃之去”,只得心情沉重地各自离开了。

诗歌的第三章,是全诗的重心部分,是诗人着力描写的一章。他用白描手法朗畅如话的语言,借着这个“饥妇弃子”的生动艺术形象,反映了当时中原民众在战乱中流离颠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惨象;同时,也狠狠地控诉了那些“豹虎”当道,残害人民的罪恶。据陈寿《三国志》记载,当时社会灾难确实是十分严重的,这首诗正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点。作者饱经离乱,深有体验,因此在篇末发出了深沉而悲愤的感慨。这就是——



第四章:乱世思治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 人,喟然伤心肝。

四句诗中,作者引入了两个典实,一是“霸陵”,二是“下泉”。前者是指汉文帝(刘恒)的陵墓,在长安东南(今陕西长安县东)。汉文帝是西汉的著名盛世明君,死后以此霸上之地筑陵葬之,故曰“霸陵”。后者是用《诗经·下泉》篇之事。《下泉》,是《国风·曹风》中的一首著名诗篇,《毛诗·小序》曰:“《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忧而思明王贤伯也。”

这四句意思是说,作者登上霸陵高地(岸,高地也),回望豺虎为祸的长安城,不由地体会到那《下泉》诗作者的思治心情,想起太平盛世之不可复得,只有悲伤哀叹了! 这是因为王粲知道西汉“文景之治”的汉文帝是位盛世贤君,故登上“霸陵岸”,就产生向往中原明主的感慨。这里的“南登”二句,历来为世人所传诵,这大约是由于:它的境界开阔,声调响亮,又表达封建文人所能达到的思想高度:由个人不幸遭遇进到同情人民的疾苦,然后又联系到国朝的兴衰,最后凝成了最后两句妙言佳句,故博得人们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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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同曹操的乐府诗一样,体现了“用旧题写时事”的精神,并继承了汉诗遗风,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力作。虽然全篇都描述汉末社会乱离惨象,确令人“七哀”,哀之又哀,情调比较悲凉。但它富有社会内容,具有强烈现实性。在表现上,用白描法如实道来,但又不乏抒情气氛。因此,读了此诗,不是使人感伤、颓唐,作无力的叹息,而是令人激愤,有一种积极精神感染着读者。诗的情调是悲凉的,但基本精神却不消极。如将它同曹植的《七哀诗》作比较,就更为明显了。曹诗中出现的是“愁思妇”、“宕子妻”,“孤妾”和“贱妾”之类的形象,同王诗中的“饥妇”、“哀子”形象是完全不同的。曹植诗只是抒发个人的感受,近似《古诗十九首》的格调,虽富文采,但诗的义蕴大大不如王诗可贵。

总之,王粲《七哀诗》题旨明确,就是:同情人民疾苦,反映丧乱社会真相。它描绘了一幅生动的古代《流民图》,是汉末社会面貌的真实写照,颇具历史价值。大家知道,建安诗歌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反映动乱的现实,表现建功立业精神。王粲《七哀诗》正体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