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观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这首词写于作者贬居郴州期间。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它都赢得了读者心灵的“同频共振”。据说苏轼绝爱词的结尾两句，尝自书于扇，且云：“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诗人玉屑》引《冷斋夜话》);黄庭坚虽对“斜阳暮”三字独持异议，却也赞叹“此词高绝”(《苕溪渔隐丛话》引《诗眼》);而陈廷焯则着以“尤为入妙”(《白雨斋词话》)的评语。可见其艺术魅力是如何经久不衰。

这种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或许主要来自“凄厉”的词境。王国维《人间词话》早已指出：“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凄厉矣”。诚然如此。淮海词中多述愁之作。尽管其愁并非悉由仕途坎坷所造成，但仕途上的坎坷无疑强化了作者“愁”的烈度，也加快了作者“愁”的频率。贬谪前，作者虽然也有些风花雪月之愁，却没有浓到不可消释的地步，象“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浣溪纱》)等等，词境还是凄婉的。随着贬谪生涯的开始，作者的“愁”便渐渐由“细如雨”变成“深如海”(《千秋岁》：“飞红万点愁如海”。)，词境也渐渐由“凄婉”一变而为“凄厉”。我们虽然难以断言这首词便是转变的契机，但其词境具有转变后的“凄厉”特征却可以肯定。

词一开篇，便展示了一个令人伤心惨目的朦胧世界：雾气迷漫，月色凄迷，以至楼台与津渡都隐没不见，除了朦胧一片，便是一片朦胧。这不能不使登高远眺的作者产生归路茫茫之感。他想遁离这纷争无已、忧患无已的人世，然而，“桃源望断无寻处”，哪里有他所殷殷向往和孜孜以求的世外桃源?“望断”二字，写出了作者对世外桃源的锲而不舍的寻觅与追求，以及这种寻觅与追求的毫无结果。其实，即使真能寻觅到“怡然有余乐”的世外桃源，作者以一个罪臣的身份，又岂能高蹈而去?不是吗?他心寄“桃源”，却心系“孤馆”：“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曰“孤馆”，其孤苦、寂寞之情已见;而“孤馆”为“春寒”所锁，则又添了几多幽冷、几多凄凉?不仅如此，此际恰值薄暮时分，更有那杜鹃啼归，其声哀切;斜阳西沉，其色惨淡!氛围若此，心理正常者尚难忍受，何况被冯煦视为“古之伤心人”的作者呢?这里，“可堪”二字下得何等滞重，它如泣如诉，既是无奈之极的怅问，也是沉痛之至的叹息，难怪王国维会觉得“凄婉”难尽其概，而要目之为“凄厉”了。

如果说上片着重以景传情的话，那么，过片三句则改为借典喻情。“驿寄”句化用南朝陆凯故事：陆凯与范晔交好，尝自江南寄赠梅花一枝，聊以表达思慕之意，并附诗一首：“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这便是“寄梅”的由来。“鱼传”句则典出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客从远方来，遣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这里，所谓“驿寄梅花，鱼传尺素”，实际上是喻指友人频频来信慰解。天涯知己，互通款曲，这本不失为人生快事之一;但作者因久经压抑，胸中的愤懑郁结已深，很难排遣。所以，友人的慰解非但不能驱散包裹着她的浓重的愁云，反倒更勾起他“独在异乡为异客”的迁谪沦落之恨。“砌成此恨无重数”，这“恨”岂不正是迁谪沦落之恨?“无重数”，既是极言绵绵此恨的漫无边际、渺无绝期，也是暗示：在这迁谪沦落之恨中揉入了多种复杂的成分，它包括理想受挫的忧愤、同志星离的悲伤、有乡难回的感慨等等。而一个“砌”字，则妙在化无形为有形，使其恨成为可以触摸的实体，不仅作用于读者的感觉，而且也作用于读者的视觉。结尾两句于极度愁闷中忽发奇想，埋怨江水无情，益见沉痛。郴江，发源于郴州东面的黄岑山，北流至郴口，与来水会合后注入湘江。幸自，犹本自。潇湘，是潇水与湘水的合称。在作者看来，郴江本当始终环绕着郴山而流，如今却北入湘江，一去不返，个中情由实令人百思不得其解——“郴江”在这里无疑具有某种象征意蕴：在作者对郴江的故作不解的诘问中，分明倾注了他自己离乡远谪的无尽怨愤。其实，郴江未必真有心舍却郴山而去;之所以径去不顾，乃是造物之天地使然。既然如此，无情的与其说是郴江，莫若说是天地。因而“为谁流下”云云岂不也是作者对于无情的天地的一种究诘?其意颇类屈原《天问》，看似无理，实却合情。苏轼对之大加称赏，良有以也。全词音调之凄厉，犹如萧瑟秋风中折翅坠地的孤鹤的哀唳，使人读后低回无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