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
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
风含翠筱娟娟净，雨浥红蕖冉冉香。
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
欲填沟壑惟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
少陵自许狂夫，自谓疏放，真令人惊异!十年习杜，杜公抱负宏大，才识过人，性情淳厚，气格超绝，莫不音容若见，刻刻在心。故每读《狂夫》也就不自主地产生迷惑之觉。后来，日月渐积，悉心体味，方悟得求出而不得出、既出而不得其志，于是退而求处之人的浩荡襟怀。如果把《为农》诗比作杜甫绝意仕进，系心农事的一篇声明的话，那么这首《狂夫》则可视为诗人的自画像。
公元七六○年夏，杜甫在自己的草堂度过了几个月闲适之日。历尽跋涉艰难，幸得幽居。俯仰之间，胸次悠然，有如一狂人，任情恣意，毫无拘束。兴之所至，挥就此章。起二句点明草堂所在。万里桥位于成都南门外，草堂即建在其西面，百花潭在草堂之南，与浣花溪相接。注家凡解此二句，多把精力放在草堂地址的考察上。这仅仅目其皮相。其实，于反复吟诵间，我们会觉得这两句诗仿佛分明就是在写人，写诗人自我。是诗人疏放洒脱形象的活现。你看：万里桥西，浣花溪畔，草迷深径，林幽蔽日，彼一草堂掩映其中，淳朴粗放，宛如一个隐者，摆脱了世上一派俗物，自为舒徐，自为恬适。请注意，诗人作此诗时，不论是身居草堂之中，抑或是在草堂之外的什么位置，那“万里桥西一草堂”的语态，无疑是由此言彼，用现代人的话说即是：“你看那边，万里桥西，矗立着一座草堂”。这给我们传达出一个信息：诗人对于草堂的营就，不独获得了举家安身之感，而且在心理上形成了静谧适情，忘机乐天的氛围。“百花潭水即沧浪”的描述里，正流露出这样的情绪。“沧浪”一语用《孟子·离娄篇》所引古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之意。在诗人看来，百花潭水即如沧浪之水，清可濯缨，浊可濯足。因时而异，与世推移的寓意十分明显。诗人欣然自乐的神态在这两句诗中表现得至为酣畅。
“风含翠筱娟娟净，雨浥红蕖冉冉香”，描写草堂景物。罗大径《鹤林玉露》云：“风含雨浥一联，上句风中有雨，下句雨中有风，谓之互体”。翠筱，即绿竹;娟娟，美好貌;红蕖，荷花;冉冉，柔婉貌。上句言翠竹迎风，呈其疏秀，下句言红荷沾雨，吐其芬芳。曰“净”曰“浥”见得雨细，曰“含”曰“香”见得风轻。这两句是景语，清新自然，颇具神韵，然而何尝不是情语?它表现了诗人率性任意，倾心自然的情感因素。惟其任情，方逗引出对于自然景物的无限爱抚。我想，诗人大约每日观竹赏荷，爱慕不已。不然何以对一竹一荷观察得如此细致入微：翠、红、(视觉描写)、净(知觉描写)、香(嗅觉描写)、娟娟、冉冉(形态描写)。非但写竹、荷如此，由于闲散自适，无所拘束，诗人眼中的所有景物也无不呈现出一种超逸、疏快的风格：“无数蜻蜓齐上下，一双鸂鶒对沉浮”，(《卜居》)“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堂成》)“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为农》)“秋水才深四五尺，野航恰受两三人”，(《南邻》)“一径野花落，孤村春水生”，(《遣意二首》)“澄江平少岸，幽树晚多花”(《水槛遣心二首》)。幽居自得之趣随处可察。对这一时期的诗作，注家多以“散淡真率”，“萧散”，“洒丽清真”，“风韵闲淡”“超脱真趣”“自见天趣”，“细润有味”评析，说明是看到了诗人作品风格的变化。唐司空图《诗品》“疏野”条云：“惟性所宅，其取弗羁，控物自富，与率为期”。这疏野的品格主要表现为任性自然，真率无拘，用来形容杜甫入蜀后的心态举止，形容草堂诸诗的风格最是贴切。
“厚禄”二句写客中少助，生活局促情形，用语十分沉痛。杜公漂泊入蜀，卜居草堂，暂得一席之地。但昔日厚禄故人竟日绝书信，故觉环堵萧然，饔飧不继，过日恒饥。以为这两句诗是自伤穷困是不够的，如果与“欲填沟壑惟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放在一起，即可见欲扬先抑的效果是很明显强烈的。此言虽故人书信断绝，稚子形色凄凉，而狂夫于此绝无自悔，即如填充沟壑，仍一味疏放，而无纤毫不惬于心。至此，我们该能感到诗人精神酣足，意到笔随，一股忘怀得失，豪放旷达之气概。如果考察杜甫平生所历，则不难看出，“惟为拾遗侍从半载，安居草堂仅及年余，此外皆饥饿穷山，流离道路，乃短咏长吟，激昂顿挫，蒿目者民生，系怀着君国，所遇之困阨，曾不少芥蒂于其胸中”。(《杜诗镜铨自序》)而《狂夫》一诗却赫然醒目，将其另一心理层凸现出来。这所谓“另一心理层”即指杜甫在政治理想遭遇挫折之后，身居乡野，纯任自然，超脱豁达的内心世界。《狂夫》等诸多篇什，都表现了诗人对于疏放无拘的追求。清人卢元昌《杜阐》认为此诗系“诗成之后，用末句狂夫为题”。作为一种推测虽未尝不可，然而诗人完全可用“遣兴”，“遣怀”之类命题，却毕竟以“狂夫”为题。因此，不论先有“狂夫”之题而后有诗，或者诗成之后拈“狂夫”作题，皆是以见得杜公心目中已然形成了一个疏放不拘的狂夫形象，这个“狂夫”便是诗人自己。
作为自画像，《狂夫》一诗弥足珍贵，在杜甫思想性格的发展轨迹中堪称一座里程碑。“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一封建士大夫通常要走的路，杜甫没有也不可能绕过去。“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陶渊明归田守拙，中以超脱现实之外的方式与黑暗社会相对立，杜甫何尝没有久在樊笼，思返自然的企望呢。而当他一但安居草堂，在悠然自得的生活中获得自由而恬静的心境之后，便如同寻到了归宿：微躯此外便何求?诗人荷着沉重的心理负担，拖着疲惫的身躯，终于在成都草堂找到了得以喘息休憩的境地。他退隐了，而且确乎想在此终老。不过，这与陶潜的归田不同，与孟浩然的“隐鹿门山，以诗自适”不同，与王维的不官不隐，半官半隐的“高人”形象亦不同。至于那些“托薛萝以射利，假岩壑以钓名”(《旧唐书·隐逸传》)的士大夫们则不可与杜甫同日而语。先生历尽乱离，穷愁漂泊，殚心尽气，志不得伸，他太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