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
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
戍楼刁斗催落月，三十从军今白发。
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
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
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
这首诗作于宋孝宗淳熙四年(1777)正月，陆游时年五十三岁。
淳熙三年九月，陆游曾有知嘉州之命，又遭权臣论罢。《宋会要辑稿·职官·黜降》载：“(淳熙三年)九月，新知楚州胡与可，新知嘉州陆游，并罢新命，以臣僚言与可罢黜累月，旧愆未赎，游摄嘉州，燕饮颓放故也。”陆游在《蒙恩奉祠桐柏》中写到“罪大初闻收郡印，恩宽俄许领家山”，可见当时愤慨之情。其后，他在范成大的优容和厚遇下，表面看来“裘马清狂锦水滨，最繁华地作闲人”，想生活得洒脱一些，但由于统一大业始终渺茫，耿耿忠心依然不变，因此悲愤之情不时袭来。淳熙四年正月，在北宋灭亡第五十周年、隆兴和议进入第十五个年头之际，面对南宋王朝无意恢复的现实，他不能不对国事朝政作认真的回顾和思考，于是借用乐府旧题，一连写下《关山月》《出塞曲》《战城南》三诗，《关山月》借守边战士之口，痛斥了投降派屈辱求和的国策，抒发了自己报国无路的悲愤。
全诗是通过三个典型场面和三种人的生活态度来表现的。
首先写将军府。将军“临边”而不“战”，竟然陶醉于“按歌舞”之中，而且身在前线，“朱门沉沉”，其醉生梦死的情状可以想见，安能再考虑恢复大业?由此而展现出具有因果关系的另一情景：战马长年不战而肥死，武器长年不用而霉烂。两种情景同时出现，又安能期望恢复大业?一个“空”字，蕴含着诗人深沉的愤慨!诗人将“十五年”特意点明，而且将“和戎诏”三字醒目地置于篇首，表明将军如此作为，并非出于偶然，乃有国策决定。前四句瞩目于将军府，抨击的对象为整个投降集团，而且将矛头直指当朝皇帝，这是了不起的识见和胆略。
接着写边防哨。战士奔赴前线，本为冲锋陷阵，收复失地。现在，只能每晚以声声刁斗送走岁月，寄托壮心。一个“催”字，将战士踊跃生尘之心和报国无路之悲揉合起来，下得何等沉痛!“三十”从军边塞，而今白发种种，在身世的交代中又表现了战士的满腔悲愤。这悲愤无处宣泄，只能借助横笛。“谁”字起问，其辞隐约，其旨分明。悲咽的笛声无人领会，战士只能面对沙头白骨，遥想长此以往的命运。这简直是对投降派的无声控诉了。
最后写沦陷区。遗民身受敌人蹂躏，一心向往着回到祖国怀抱。他们忍受死亡威胁，日夜企盼王师收复失地。诗中突出热泪纵横的画面，使遗民的爱国深情形象而感人。展现画面以前，先出以议论，并以“岂有”作反诘，使这种爱国深情蓄积极深，一方面是遗民渴望恢复而垂泪，一方面是逆胡传宗接代而无人过问，两相对照，又使这种爱国深情发为悲慨。诗中以遗民的爱国深情来表现战士的爱国深情，对投降派的痛斥显得更为有力。
上述是诗人从生活中截取的三个横断面，不但由战士而将军，而且由南宋王朝而沦陷区，从中不难想见诗人的苦心。不仅如此，诗人还倾力于纵向的表现。试看，由“和戎诏下十五年”的沉闷局势，进而延伸到“三十从军今白发”的难耐岁月，进而追溯到“中原干戈古亦闻”的历史进程，不但说明战士的爱国深情具有持续性，而且将当前战士的爱国深情与古往战士的爱国深情关合起来，这就了然分明地反衬出“和戎诏下”“将军不战”的社会现实。
《关山月》属横吹曲，大都抒发征人思妇的离情别绪。这首诗开掘了传统的主题，拓展到爱国主义的深处，这是创造性的突破。为了与主题相应，将军府也好，边防哨也好，沦陷区也好，均通过战士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来表现。为了使主题深刻，全诗既从大处着眼，又从小处落笔，以“和戎诏”发端，以“望恢复”收结，三个场面有层次地展开，是大处着眼。写将军，出现的是朱门、歌舞、厩马、弓弦;写战士，出现的是沙头、戍楼、刁斗、横笛、白骨;写遗民，出现的是泪痕。这是小处落笔，虽然有的实的所见，有的出于虚拟，但均呈现境界。
“关山月”作为乐府题目，已与表达的内容关系差远，诗人却有意识地紧扣题目，特别是紧扣“月”字来写。月色照着战士的白发、横笛，照着沙头的白骨，照着遗民的泪痕，也照着朱门的歌舞，肥死的厩马，霉断的弓弦。月色中，有将军的按歌击拍声，有扣人心弦的刁斗声，更有哀怨幽咽的横笛声。在朦胧的月色中，最为动人心魄的是横笛声，回荡在关山戍楼之间，飘浮在累累白骨之上，使人不忍卒闻。月色、刁斗声、横笛声，造成一种异常悲凉的气氛，读者不能不沉浸其中，从而激起愤慨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