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年)七月，杜甫得知肃宗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县)即皇帝位，便把家小安顿在鄜州(今陕西富县)的羌村，只身投奔，途中为安史叛军所俘，押往长安，次年春天才得脱身。在被迫留居长安的日子里，他写了许多反映沦陷区生活的诗篇，或感时忧国，或思家念亲，《春望》就是作于此时的一篇代表作。
诗歌一开头即写诗人所望见的长安的破败景象，是为开门点题。长安原是一座繁华的都市，绣罗结伴，王孙冶游，曾吸引过无数文士;激发起他们的创作热情，诗人的《丽人行》一诗，反映的就是长安车水马龙的热闹场面。然而自沦落叛军之手后就面目全非了，草木蔓生，零乱不堪，一派劫后的萧索。唐人作五言诗多以对起，此诗一开头也用此法，“国破”之“国”与“城春”之“城”本是一义，然前句点明此城为大唐国都，后句标明望城的节令，合而观之，可谓言简义赅不落空语。而“山河在”、“草木深”，则将山河依旧草木自生，长安自葬入敌手后历尽劫掠别无长物的凄凉，曲折地表达了出来。故明胡震亨谓此两句“对偶未尝不精，而纵横变幻，尽越陈规，浓淡浅深，动夺天巧，百代而下，当无复继”(《唐音癸籖》)。接着两句继首联而来，由满目草木的粗写而及花鸟的细写。花鸟本无所谓感伤，然而现在竟也“溅泪”、“惊心”，则有情如人，其感伤当如何可想。在这里，作者用了拟人化的修辞手法，而就其底里，实是写自己被困长安，亲见叛军暴行与百姓流离后的感时伤乱，唯其感时伤乱，故见着露凝花瓣以为花在落泪，见着鸟啭枝头以为它是为失却巢居而心神不宁。这种将一己的情感对应在自然之物上的推想式的表现手法，既不落俗套，同时也使所要表达的情感更趋深沉。另外，这两句还是互文见义，花感时也惜别，鸟怅别也感时。而就其于前一联的关系而言，以前者山河自在草木自生的静与后者花鸟感时恨别的动相映衬，使前者看似平稳的陈述平添了许多清冷，后者的动也因有静的映衬而显得凝重、肃穆。动静结合，感情也就显得愈加深挚并蕴籍。
诗的后四句由闻见而及感怀，写自己春望长安时的所思所恨。据史书记载，安禄山攻下长安后的第二年正月即围攻太原，进犯武功，在此后的三个月里，唐军在郭子仪，李光弼等率领下，与叛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见《新唐书·肃宗纪》及《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九)，此所谓“烽火连三月”。正因为烽火未息，干戈不止，与亲人的联系变得困难了，此所谓“家书抵万金”。诗人在当时还曾写过一首《月夜》，设想别居异地的妻儿思亲的情态、抒发对他们的深切怀念，其思念之殷切，与书信联系为战火阻断不无关系。然而这两句又不仅仅是写诗人的思亲之情，家书难得是由于战火不息，诗人关心妻儿与他系念整个平叛战争的进程是紧密联系着的，所以当他得知唐军队在陈陶、青坂失利时，对“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寄予深切的追悼(《悲陈陶》)，并急切地写道：“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卒”(《悲青坂》)，尾联由思亲而及己身。写自己困居长安，为家国担忧的沉郁心境所累，过早地衰老了，以至于华发飘落，不胜簪组。其实当时诗人才四十二岁，正值壮年，然却如此不敌年光的摧使，既可见困居沦陷区后艰苦生活对其健康的侵害，同时也可看出其忧时伤乱之情的深切。在作于同年秋天的《北征》诗中，诗人有“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的感叹，正说明了这一点。至于这里的“搔”字，用得也是极生动的，它贴切地写出了诗人那无一日去怀的愁苦，早衰之人华发零落，几曾经得起时时的牵扯?然而因这愁苦难谴，它被诗人扯弄得更稀疏了。“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北征》)，诗人关切国家命运，念及苍生百姓的胸怀至此得到充分的展露。
全篇围绕一“望”字展开，由景及情，情景交融。而就其情而言，则逐渐具体，逐渐深入，虽强烈而极蕴藉，实在是一首不可多得的登临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