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索首页·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精讲·第二篇 散文、辞赋、骈文专卷 下册·元明清及近代散文·近代散文·严复·译《天演论》自序
英国名学家穆勒约翰有言： “欲考一国之文字语言而能见其理极，非谙晓数国之言语文字者不能也。” 斯言也，吾始疑之，乃今深喻笃信，而叹其说之无以易也。岂徒言语文字之散者而已，即至大义微言，古之人殚毕生之精力，以从事于一学，当其有得，藏之一心则为理，动之口舌、著之简策则为词。固皆有其所以得此理之由，亦有其所以载焉以传之故。呜呼，岂偶然哉! 自后人读古人之书，而未尝为古人之学，则于古人所得以为理者，已有切肤精怃之异矣。又况历时久远，简牍沿讹。声音代变，则通假难明; 风俗殊尚，则事意参差。夫如是，则虽有故训疏义之勤，而于古人诏示来学之旨，愈益晦矣。故曰，读古书难。虽然，彼所以托焉而传之理，固自若也。使其理诚精，其事诚信，则年代国俗无以隔之。是故不传于兹，或见于彼，事不相谋而各有合。考道之士，以其所得于彼者，反以证诸吾古人之所传，乃澄湛精莹，如寐初觉。其亲切有味，较之觇毕为学者万万有加焉。此真治异国语言文字者之至乐也。
今夫六艺之于中国也，所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者尔。而仲尼之于六艺也，《易》、《春秋》 最严。司马迁曰： “《易》 本隐而之显，《春秋》 推见至隐。” 此天下至精之言也。始吾以谓本隐之显者，观象、系辞，以定吉凶而已; 推见至隐者，诛意褒贬而已。及观西人名学，则见其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内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据公理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乃推卷起曰： 有是哉，是固吾《易》、《春秋》 之学也! 迁所谓本隐之显者，外籀也; 所谓推见至隐者，内籀也。其言若诏之矣。二者即物穷理之最要涂术也。而后人不知广而用之者，未尝事其事，则亦未尝咨其术而已矣。
近二百年欧洲学术之盛，远迈古初，其所得以为名理、公例者，在在见极，不可复摇。顾吾古人之所得，往往先之，此非傅会扬己之言也。吾将试举其灼然不诬者，以质天下。夫西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例可以御蕃变者，名、数、质、力四者之学是已。而吾 《易》则名、数以为经，质、力以为纬，而合而名之曰《易》。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凡力皆乾也，凡质皆坤也。奈端动之例三，其一曰： “静者不自动，动者不自止; 动路必直，速率必均。” 此所谓旷古之虑。自其例出，而后天学明、人事利者也。而 《易》 则曰： “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 后二百年，有斯宾塞尔者，以天演自然言化，著书造论，贯天地人而一理之，此亦晚近之绝作也。其为天演界说曰： “翕以合质，辟以出力，始简易而终杂糅。” 而 《易》 则曰： “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 至于全力不增减之说，则有自强不息为之先，凡动必复之说，则有消息之义居其始; 而 “易不可见，乾坤或几乎息” 之旨，尤与 “热力平均，天地乃毁” 之言相发明也。此岂可悉谓之偶合也耶! 虽然，由斯之说，必谓彼之所明，皆吾中土所前有，甚者或谓其学皆得于东来，则又不关事实，适用自蔽之说也。夫古人发其端而后人莫能竟其绪，古人拟其大而后人未能议其精，则犹之不学无术未化之民而已。祖父虽圣，何救子孙之童昏也哉!
大抵古书难读，中国为尤。二千年来，士徇利禄，守阙残，无独辟之虑。是以生今日者，乃转于西学，得识古之用焉。此可与知者道，难与不知者言也。风气渐通，士知弇陋为耻，西学之事，问涂日多。然亦有一二巨子，訑然谓彼之所精，不外象、数、形下之末; 彼之所务，不越功利之间。逞臆为谈，不咨其实，讨论国闻、审敌自镜之道，又断断乎不如是也。赫胥黎氏此书之恉，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其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夏日如年，聊为迻译。有以多符空言无裨实政相稽者，则固不佞所不恤也。
光绪丙申重九严复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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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演论》，原名《进化论与伦理学》，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所作。他是达尔文进化学说的竭力支持者，与当时宗教势力作了激烈斗争。他也是第一个提出人类起源问题的学者。他的著作有《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动物分类学导论》和《进化论与伦理学》等，最后一书的前二章由严复译成中文后称为《天演论》。严复通过对它的中文编译，宣传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并用“物竞”“天择”概括了达尔文学说的基本精神。还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思想，视为是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共同法则。
这篇序文，就是严复为自己翻译作品《天演论》所作。“自序”的重点是批驳当时一些顽固保守的谬论，并以不烦的要言揭示了原著的主旨。它还指出《天演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且于自强保种这事，反复三致意焉”。当时学者吴汝纶也为《天演论》作序，充分肯定了严复中文译著，赞其文笔“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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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篇幅略长，五节文字，可分五段：
第一段(1节)：“治异国语言文字者之至乐也”：
——其理精，其事诚，则无年代国俗之隔;
第二段(2节)：“二者(内籀与外籀)即物穷理之最要涂术也”：
——归纳、演绎二法，是推究事理基本途径;
第三段(3节)：“欧洲学术之盛，远迈古初”：
——祖父之圣，难救子孙之童昏;
第四段(4节)：“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
——指出赫氏《天演论》之要旨;
第五段(5节)：记作序之时日。
第一段：“治异国语言文字者之至乐也”
——其理精，其事诚，则无年代国俗之隔
英国名学家穆勒约翰有言： “欲考一国之文字语言而能见其理极，非谙晓数国之言语文字者不能也。” 斯言也，吾始疑之，乃今深喻笃信，而叹其说之无以易也。岂徒言语文字之散者而已，即至大义微言，古之人殚毕生之精力，以从事于一学，当其有得，藏之一心则为理，动之口舌、著之简策则为词。固皆有其所以得此理之由，亦有其所以载焉以传之故。呜呼，岂偶然哉! 自后人读古人之书，而未尝为古人之学，则于古人所得以为理者，已有切肤精怃之异矣。又况历时久远，简牍沿讹。声音代变，则通假难明; 风俗殊尚，则事意参差。夫如是，则虽有故训疏义之勤，而于古人诏示来学之旨，愈益晦矣。故曰，读古书难。虽然，彼所以托焉而传之理，固自若也。使其理诚精，其事诚信，则年代国俗无以隔之。是故不传于兹，或见于彼，事不相谋而各有合。考道之士，以其所得于彼者，反以证诸吾古人之所传，乃澄湛精莹，如寐初觉。其亲切有味，较之觇毕为学者万万有加焉。此真治异国语言文字者之至乐也。
一、诠词释句：
名学家与穆勒约翰——名学家，即逻辑学家。穆勒约翰(1806—1878)，即约翰·斯图尔特·穆勒，著有《逻辑体系》(严复译为《穆勒名学》)、《论自由》、(严复译为《群己权界论》)。
见其理极——看到它的理论最精深之处。
深喻笃信与简策——前者是说，深切理解，坚信不疑。后者是书籍。古时书写的竹片，称“简”;用索编联起来的竹(木)简为“策”。
切肤精怃之异——是说对于事理物理的掌握，有不同程度的理解。切，深刻;肤，肤浅;精，精到、细腻;怃(wú无)，空也，引申为粗陋。
简牍、沿讹、参差——简牍，也指书籍。牍，是古人写字的木片。沿讹(é俄)，沿，相因，仍旧;讹，错误。沿讹，是说经过辗转抄写刻印造成的错误。参差，不齐。此言有出人。
澄湛精莹——澄湛、澄清;精莹，精纯明亮。比喻理解透彻，认识精到。
觇毕句——觇(chān掺)，看或窥看。此指看完此书，那个亲切有味的程度，比看一般图书增加千万倍。
二、略述大意：
英国逻辑学家穆勒约翰说过：“要考察一个国家的文字语言能否达到理论之最精深之处，非要有谙熟通晓几个国家的语言文字不可。”对于这种说法，开始，我是怀疑的，而现在深信不疑了，并赞叹他这个说法，是一个不可移易的定理。这岂可空说一下，一般地学习学习就行的。要求得微言大义，可不容易啊!古人曾经用尽毕生的精力，来从事一项学问(或事业)的探究，当他们有所收获时，藏之于心，即成理念，动之于口舌或者动手写于简策(书籍)，则成为文章。原来他们都有“得理”之原由，也有“载书传世”的缘故。这决非偶然! 自是后人读古人的书，也未曾去从事古人之学，因而对古人所探得的道理，接受起来，总会有深浅粗细之别;何况，经历这么久的时间，简策往往因数经传抄而造成若干错误;同时，字声语音，经代而变，文意通假难明;此外，还有各代、各地风俗好尚之不同，那么，其文意事理都难免有了出入。如此说来，对它虽有精细的训故释义，但对古人诏示的主旨，往往越来越隐晦难明了。所以说，阅读古书很难。即使如此，各人著书时，寄兴传理，原是平常自如的，并力使所言之理精湛老到，所举之事翔实可信。这样，就不会有年代国俗相异之隔。所以，其理虽然不传于此地，且只见于彼方，却能反证我国古人所传之道，而且十分透彻精到，真是如梦初醒啊!那种亲切有味的感觉，比较看完一般人之著述，要增加万千倍! 这真可说是研习异国语言文字者，达到了极乐的境界。
第二段：“二者(内籀与外籀)即物穷理之最要涂术也”
——归纳、演绎二法，是推究事理基本途径
今夫六艺之于中国也，所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者尔。而仲尼之于六艺也，《易》、《春秋》 最严。司马迁曰： “ 《易》 本隐而之显，《春秋》推见至隐。” 此天下至精之言也。始吾以谓本隐之显者，观象、系辞，以定吉凶而已; 推见至隐者，诛意褒贬而已。及观西人名学，则见其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内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据公理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乃推卷起曰： 有是哉，是固吾《易》、《春秋》 之学也! 迁所谓本隐之显者，外籀也; 所谓推见至隐者，内籀也。其言若诏之矣。二者即物穷理之最要涂术也。而后人不知广而用之者，未尝事其事，则亦未尝咨其术而已矣。
一、诠词释句：
六艺——即“六经”：《易》、《书》、《诗》、《礼》、《乐》和《春秋》。《乐》，今已失传。或说，《乐》并非单独存在，而渗透在《诗》、《礼》之中。
《易》本隐而之显与《春秋》推见至隐——这两句语出《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前句是说《周易》是据隐微而求的显著，意谓从抽象得之于具体。而后句说，《春秋经》，从明显推论其隐微，意谓由具体到抽象。见，同“现”。所引虽出《史记》，但句序则前后倒置。
观象与系辞——观象，即观察卦象。是说在占卜时，从观察龟甲裂纹中引出卦爻等符号所象征的自然变化和人事休咎。系辞，指附在卦下解释卦意的诠释之语，是《周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诛意褒贬——诛意，加罪于人不论其事迹而论其心意，谓之“诛意”。此指评判一个人的思想动机，整句是说按照历史事件来判断人的思想是非，然后加以褒贬。
格物致知——语出《大学》。有云：“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是说从推究事物的原理而取得知识。格，推究。清代末期，曾将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统称为“格致”。
内籀之术与外籀之术——籀(zhòu轴)，抽绎。两者均为逻辑学(又称“论理学”、曾译为“辩学”、“名学”)上的推理方法。内籀之术，是归纳推理的旧译，即归纳法，由具体到一般;外籀之术，是演绎推理的旧译，即演绎法。它用一般原理推证特殊事物的一种推理方法。
最要涂术——最主要的途径与方法。
二、略述大意：
如今“六艺”(即“六经”)对于中国来说，正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那样的普及与尊重。而孔子在“六艺”中最重视、最严守的是《周易》和《春秋》。正如司马迁所说：“《周易》是根据隐微而求之显著，而《春秋》则是从明显而推见隐微。”这是天底下最精到的至言啊! 开初，我认为所说的“本隐之显著”，只是借观卦象，诠释系辞之类，求得预知吉凶罢了;至于“推见至隐者”，也不过是加罪于人不论事迹只论心意，即评判人的思想是非而定褒贬而已。待我看了西方名学(即逻辑学)之后，才看见它对于“格物致知”之事，有两种方法：一是内籀法(即归纳推理)，一是外籀法(即演绎推理)。所谓“内籀”，就是考察局部而全局，即从具体到一般的推理之方法;所谓“外籀”，是依据一般原理去论断具体事物，先设定一个结论，而后逆推未成型之事物。于是，我推开西方书卷而站起身来大声地说：“对啦”，这正是我国《周易》、《春秋》之学啊! 司马迁说的“本隐而显者”，就是“外籀”;所说“推见至隐者”，就是“内籀”。这些教导正如诏告那样明白无误。两者(指内籀与外籀)就是探究事物深妙之理的最基本的途径与方法。后人不知道将它推广使用，未曾从事这方面学问的研究，因而也未曾于此钻研其术罢了。
第三段：“欧洲学术之盛，远迈古初”：
——祖父之圣，难救子孙之童昏
近二百年欧洲学术之盛，远迈古初，其所得以为名理、公例者，在在见极，不可复摇。顾吾古人之所得，往往先之，此非傅会扬己之言也。吾将试举其灼然不诬者，以质天下。夫西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例可以御蕃变者，名、数、质、力四者之学是已。而吾《易》 则名、数以为经，质、力以为纬，而合而名之曰《易》。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凡力皆乾也，凡质皆坤也。奈端动之例三，其一曰： “静者不自动，动者不自止; 动路必直，速率必均。” 此所谓旷古之虑。自其例出，而后天学明、人事利者也。而《易》 则曰： “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 后二百年，有斯宾塞尔者，以天演自然言化，著书造论，贯天地人而一理之，此亦晚近之绝作也。其为天演界说曰： “翕以合质，辟以出力，始简易而终杂糅。”而 《易》 则曰： “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 至于全力不增减之说，则有自强不息为之先，凡动必复之说，则有消息之义居其始; 而“易不可见，乾坤或几乎息” 之旨，尤与 “热力平均，天地乃毁” 之言相发明也。此岂可悉谓之偶合也耶! 虽然，由斯之说，必谓彼之所明，皆吾中土所前有，甚者或谓其学皆得于东来，则又不关事实，适用自蔽之说也。夫古人发其端而后人莫能竟其绪，古人拟其大而后人未能议其精，则犹之不学无术未化之民而已。祖父虽圣，何救子孙之童昏也哉!
一、诠词释句：
远迈古初——远远地超越古代。
名理与公例——名理，即名家的理论，一般指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思维。公例，是指通常之例。或说，即公律。
在在见极——处处看到了最正确精到的事理。在在，往往，或处处。
不诬与质——不诬，即不欺、可信。质，此指“评断”，与下边的几个“质”不同。
御蕃变——处理繁杂变化之事物。御，治理。
质、力之学——指化学及物理学。
质、力与相推——这里的质、力，是指物质与重力。相推，相互作用。
乾、坤与奈端动之例三——乾，《周易》中首位卦名，象征“天”;坤，《周易》之第二个卦名，象征“地”。奈端，即牛顿之旧译名。他是1642—1727时期的英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动之例三，指的是牛顿的运动三定律，即：第一，运动惯性定律;第二，物体加速度与所受外力成正比，与物体质量成反比，加速度的方向与外力方向相同定律;第三，作用及反作用定律。
动路必直，速率必均——是说物体原来运动的继续作匀速直线运动。
乾其静二句——语出《周易·系辞传上》。意谓乾卦静时专一不紊，而动时正直无前，全无滞碍。
坤之静二句——语出《周易·系辞传上》。这是说坤卦静时，由于坤虚而二，当静时才合二为一;而动时，两个一半又张开了，故言“其动也辟”。翕(xī吸)，凝聚、合拢。辟，开辟，分开。
斯宾塞尔——今译为“斯宾塞”，是十九世纪英国社会学家、唯心论哲学家，也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主要著作有《综合哲学》、《社会学研究》，后者由严复译成中文，名为《群学肄言》。
天演界说——关于“天演”之定义。天演，是指宇宙万物都处于无形的竞争之中，优胜劣败，以成天然之进化。
全力不增减之说——是指能量守恒定律，亦称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它得到恩格斯高度评价，同进化论和细胞学说一起称为十九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它的发现，直接证明了物质运动的永恒性，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重要的自然科学依据。
自强不息——语详《周易·乾》。原指君子应当如天的运动那样，“终日乾乾”，自强不息，有咎变为无咎。
凡动必复之说——是指牛顿运动三定律之一的第三定律，即作用反作用定律。
消息之义——语详《周易·丰》，其中云：“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这是说，整个自然界都处在盈虚盛衰的不断变化中，而所有变化都是“与时消息”的，即以“时”为进退。消息，消者，灭也;息，生也，即消长之意。
《易》不可见二句——语出《周易·系辞上》。这是说，《易》所述之道理如果都见不到，天地万物也几乎终止了。实际上，万物是不可穷尽的，《易》之道长生不已。因此，《周易》演成六十四卦，最后一卦，是“未济”卦，即为此意。
热力平均，天地乃毁——热与力，一旦在宇宙中达到平衡，那么宇宙就会毁灭。
童昏——是说幼稚无知。
二、略述大意：
近二百年欧洲学术之兴盛，远远超过了古代。之所获得的博学名家的理论和通常公认的科学事实，处处看到了最正确的事理，且是不可动摇的。回顾我们古人所达到的，往往先于他们。这并非附会扬己的话啊! 我将举出一些明白可信的例子，请天下人来评判。西学最切实并握有事例，并可用来处理繁杂事务的，不外是名学、数学、化学和物理学四门而已。而我国的《周易》，正是以名学、数学为其经，以化学、物理学为其纬，四学综合而成一门学问，取名为《易》。宇宙之内，由其物质与重力，相互作用，没有物质就得不到重力，没有重力，也就表现不出物质。凡是“力”者，就是《易》中的第一卦——乾，它象征着“天”;凡是“质”者，就是《易》中的第二卦——坤，它象征“地”。牛顿的运动三定律，其中第一定律，即运动惯性定律，就说：“物体静者恒静，动者恒动，并且继续作匀速的直线运动。这正是人们常说的空前未有的思想成就。自从这些定律问世以后，天学(天文学)明，人事(人类事务等)利，给社会带来很多好处。我国《周易》说：“乾卦静时，专一不紊，而动时，正直无前，全无滞碍。自牛顿发现运动三定律之后二百年，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斯宾塞著书说，用进化理论说明宇宙自然的变化，把天、地、人三者用一个理论贯串起来。这也是近世的一部卓绝的著作(指《群学肄言》等)。他为“天演”作了界说，认为：“宇宙由合拢、凝聚而成万物，因张开、分裂而产生力量，从开初之简易，进而达到繁复，总是由低到高地不断演化。”而我国《周易》则说：“坤卦静时，由于坤虚为二，当静时，才合二为一;而在动时，两个一半又张开了，故而‘其动也辟’”(见《系辞传上》)。至于“全力不增减之说”——即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我国古人对此，也早有说法。如在《周易·乾》中，就有“终日乾乾”，自强不息、变有咎为无咎的内容。“凡动必复”，这个牛顿运动三定律的第三定律“作用反作用定律”，也是我们古人首发其言的。《周易·丰》中，早就说过：“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这意思是说，整个自然界都处在盈虚盛衰的不断变化之中，而一切变化都是“与时消息”的，即以“时”为进退。有人说：“《易》所述之理都见不到，那么天地万物也几乎终止了。”这话的含义，正同西方的“热与力一旦在宇宙中达到平衡，那么宇宙就会毁灭”的说法，两相发明，互为张显。这些难道全部都是一时巧合的偶然现象吗?这般说来，虽然，我国古人往往先于西学，但不能认为西方所发明的东西，在我中土早已全部有了，或者说，他们都是从中国学去的。这种说法，都不合事实，这只适合那些闭关自守的人。可惜的是，我们古人在若干事情上，早已发现了端倪，而后人未能很好地接下去做到底;又有些事，古人有了大体轮廓，或者提出原则，但我们后人不能讲究精细，深探内蕴加以补充与发展，竟好像是那些不学无术的化外之民! 从这里，得出一条经验：祖父虽然博学至圣，却难救子孙们的幼稚无知啊!
第四段：“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
——指出赫氏《天演论》之要旨
大抵古书难读，中国为尤。二千年来，士徇利禄，守阙残，无独辟之虑。是以生今日者，乃转于西学，得识古之用焉。此可与知者道，难与不知者言也。风气渐通，士知弇陋为耻，西学之事，问涂日多。然亦有一二巨子，訑然谓彼之所精，不外象、数、形下之末; 彼之所务，不越功利之间。逞臆为谈，不咨其实; 讨论国闻、审敌自镜之道，又断断乎不如是也。赫胥黎氏此书之恉，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其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夏日如年，聊为迻译。有以多符空言无裨实政相稽者，则固不佞所不恤也。
一、诠词释句：
徇、弇陋与一二巨子——徇(xùn迅)，依从、曲从，此为追求。弇(yǎn眼)陋，闭塞浅陋。一二巨子，拟指洋务派首领张之洞等人，他们热衷洋务，只着眼于“象、数形下之末”，倡导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没有真正的中西贯通。
訑然、形下——訑(yí宜)然，傲慢自负之貌。形下，即形而下，指具体的器物。《周易·系辞上》：“形而下者谓之器。”
逞臆为谈与不咨其实——前者是说凭着自己的臆想，任意乱说。后者是说不去询问事实根据。咨，询问。
赫胥黎氏此书之恉——赫胥黎(1825—1895)，英国博学家，达尔文主义者。此书，即他所著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严译题为《天演论》。恉，同“旨”。
任天为治——这是斯宾塞的一个主张，强调生物中的自然淘汰，认为自然与人类社会都是按照进化论中的变异、自然选择和遗传等原理发展的，应当“任天为治”。虽然，他们都用生物进化规律解释人类社会，但赫胥黎却强调“贵以人持天”、“与天争胜”，干预社会的态度，比斯宾塞积极，所以赫氏写此书为挽救这些“末流”的。
迻译、稽——迻译，翻译。迻，同“移”。稽，追责，责难。
不佞与恤——不佞(nìng泞)，不才。自谦之辞。恤，忧虑。
二、略述大意：
大都说古书难读，中国之古书更加难读。两千年来，士人们追求利禄，只知守残抱缺，没有独辟蹊径的念头与思考。因此，生于今世之人，往往转求于西学，反使自己认识到中国古书之有用。这个只可同有此认识的人说，难以同无此识者谈讲。此风日渐开通，许多人已觉得自己闭塞浅陋为可耻，对于西学的探究途径也日益增多。但是，也有一二个“巨子”，却妄自尊大，竟傲然地说：他们之所精，不外乎是一些自然科学和具体器物而已;他们(指西方人)所从事的也越不出功利之圈。其实，这些“巨子”们，只是凭着自己的臆想任意乱说，根本不顾事实。而在讨论国家之闻见、审察敌情和以我自鉴时，却决不能这样了。赫胥黎氏所以写这部书，其主旨就是为了挽救斯宾塞那帮专心“任天为治”的“末流”的。书中所谈论的内容，同我国古人有很多相合之处;且对于“自强保种”之事，曾经反复三致其意。夏季日长，姑且将它翻译过来。如果有人认为多属空话，而对国政没有什么裨益，而加以责难的话，那我就无所忧虑了。
第五段：记作序之时日
光绪丙申重九严复序。
一、诠词释句：
光绪丙申——即光绪二十二年(1896)。
重九——即阴历九月初九重阳节。
二、略述大意：
大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九月初九重阳节，严复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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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作为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和“西学东渐”的热情倡导者，应当有不少值得肯定的东西。在这里，仅就他对学问所持的态度，我认为就有许多可取之处。特别是他对国学与西学两项之作为，就很值得人们去重视与赞赏。
一、首先他对“西学”的态度，热烈、坚定而谨严
西方达尔文主义代表作之一、赫胥黎《天演论》首次传入中国，是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之前，因此，它对社会的震动特别大。作为此书的首译者严复，在《自序》中，也反映了他对西学的态度的热烈、坚定与认真。文章不仅肯定了赫氏的贡献，还赞扬了约翰·穆勒和牛顿等其他欧洲的科学家、思想家和社会学家。其实，他在一八九八年用中国古文选译了赫氏的《进化论与伦理学》，题为《天演论》之外，至一九0九年的十一年间，先后译出了耶芳斯的《名学浅说》、亚当·斯密的《原富》(1902)、斯宾塞《群学肄言》(1903)、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和《名学》(1903—1905)、甄克斯《社会通诠》(1904)，以及孟德斯鸠《法意》(1904——1909)等八种，后来，由商务印书馆编为《严译名著丛刊》问世。
严复对西学的热情，不仅表现为认真、狂热地集中精力大量翻译西方原著上，还可从他对当时国内的一些错误论调和糊涂观念的批判中见到。当西学传入中土之始，国内舆论哗然，反对与质疑之声不一而足。习惯于闭关自守的“自蔽者”认为，“彼之所明，皆吾中土所前有”;一些盲目自大者则妄言：“西学皆得于东来”;还有标榜“洋务派”的“一二巨子”，竟然傲慢地说：“彼之所精，不外象、数、形下之末”，还说什么“彼之所务，不越功利之间”。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对于这些论调，作者都给予理直气壮的批驳，且兼之以身传言教的细致工作。
作者对西学态度之热烈，是内心真情实感的流露。当他接触与深入西方学术渊薮，并获得精华之洗礼后，总是给予热烈的赞扬，文中用了顶级赞语的就有数次之多：如赞“名学公例者”曰：“在在见极，不可复摇”;如在介绍了牛顿运动三定律之后说：“此所谓旷古之虑”;又如在开初学了西方之学后，感到精神振奋，“如寐初觉”，特别“亲切有味”，并高呼：“此真治异国语言文字者之至乐也!”
二、同时对待“国学”的态度，也是热烈、坚定和执着的
这里所说的“国学”，并非一般意义的“国故”，而是严复笔端所指的“六经”和司马迁的《史记》。作者对它的热烈情绪，主要表现在：文中处处将西学同国学进行频频的比对。比如——
从宏观上看，他整体地将西方的名、数、质、力四者之学，同《周易》的“以名、数为经，以质、力为纬，合而名之曰《易》”，进行了比对。这是中西方在若干学术领域上的比较。
从微观方面，又将单门学科或某项学说，同《周易》的若干卦象与易传系辞进行了具体的对照。如十七世纪出现的牛顿运动三定律，同《周易》中的“乾卦”的“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和“坤卦”中的“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的论述，作了具体比照。
自牛顿后二百年时，欧洲出现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斯宾塞共同热烈欢迎了它，并大力宣扬了这个时期的学说。严复在文章中肯定了斯宾塞用进化理论，将天、地、人三者贯穿了起来，是“晚近之绝作”。与此同时，作者又从我国著名古籍《周易》中找到了相应的论述;且还念念不忘地先从“乾卦”中拎出“终日乾乾”，自强不息，变有咎为无咎之说，又从“丰卦”中见到“天地盈虚，与时消息”的卦辞，说明整个自然界都处在盈虚盛衰的不断变化之中的学说，来同西方发现的“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相抗衡。
对于西方名学(即逻辑学)上的几大基本推理方法，如归纳法(严译“内籀法”)和演绎法(严译“外籀法”)等。严复则认真翻阅“六经”之外的古籍(主要是司马迁的《史记》)，从中找到了他认为可以相对应的提法。司马迁说：“《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而之以显。”严复如获至宝，首先断言：“此天下至精之言也。”然后，马上同西方名学联络上了，并拍案而起，大声赞曰：“迁所谓本隐而之显者，外籀也;所谓推见至隐者，内籀也。”这里将司马迁对两部经书的评语遽与西方名学之推理法挂钩，或许会有某些附会之嫌，然而，作者这种事事、处处把西学同国学进行了两相比照，其热情和自信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也是可嘉的。
《自序》全文洋溢着上述这种对西学和国学的热烈情绪和坚定精神，又在当时的严峻的历史条件下，特别令人可敬可佩。当然，历史发展到了今天，社会的进步，科学的昌明和人类思想之高度，都不可与严复时代同日而语。如果，有人仍用进化论来解释历史和社会的发展，不免有点“童昏”之嫌了。然而，严复作为一位近代启蒙思想家和大力倡导“爱国保种”的历史贡献，当永铭汗青。
附图五十五：
严 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