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及近代散文·明代散文·李贽·童心说

龙洞山农叙《西厢》，末语云： “知者勿谓我尚有童心可也。” 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 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童子者，人之初也; 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 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 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自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 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非若学者反以多读书识义理而反障之也。夫学者既以多读书识义理障其童心矣，圣人又何用多著书立言以障学人为耶? 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 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 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非内含以章美也，非笃实生辉光也，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所以者何? 以童心既障，而以从外入者闻见道理为之心也。

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虽工，于我何与? 岂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 盖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 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 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 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者，又岂少哉! 何也? 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 《西厢曲》，为 《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什么六经，更说甚么 《语》、《孟》 乎?

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人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 纵出自圣人，要亦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医药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然则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呜呼! 吾又安得真正大圣人、童心未曾失者而与之一言文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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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以“童心”为理论基础，反对传统伦理观念，提出了他自己的见解。以童心作为标准，对古往今来的文学现象作了全新的评价。他尖锐地抨击了剽窃模拟的复古主义文学，大胆肯定明代新兴的戏曲、小说等市民文艺，表现了鲜明的反叛精神和个性解放的思想，对当时明代思想界和文坛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童心”，亦称真心，也就是赤子之心和真情实感。“说”，古代议论文体之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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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四节文字，构成内容的四个层次，即四段——

第一段(1节)：何谓“童心”?

第二段(2节)：童心为何“遽失”?

第三段(3节)：童心于文学的巨大作用;

第四段(4节)：给假道学致命一击。

以下分段略讲——

第一段：何谓“童心”

龙洞山农叙《西厢》，末语云： “知者勿谓我尚有童心可也。” 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 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一、诠词释句：

龙洞山农——当为李贽之别号。此句下边引的龙洞山农语，其实是李贽的反话。

绝假与初——绝假，是说同假隔绝。初，此指人的自然淳朴状态。

二、略述大意：

作者以别号“龙洞山农”名义叙说《西厢记》，其文最末有句话说：“了解我的不要说我尚有童心存身。”什么叫“童心”呢?就是“真心”! 如果说童心不行，那就是说“真心”不行。我说的“童心”，就是同“假”隔绝而存纯真之心，也就是人的最早的自然淳朴的本心。谁失去童心，谁就失去真心;若失去真心，便失去真人。人既然不是真的，那就是完全不再是最初的自然淳朴状态了。

第二段：童心为何“遽失”

童子者，人之初也; 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 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自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 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非若学者反以多读书识义理而反障之也。夫学者既以多读书识义理障其童心矣，圣人又何用多著书立言以障学人为耶?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 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 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非内含以章美也，非笃实生辉光也，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所以者何? 以童心既障，而以从外入者闻见道理为之心也。

一、诠词释句：

胡与遽——胡，为何，为什么;遽(jù据)，急，骤然。

主于其内与义理与障——内，此指人的内心。是说人之内心都为外来之物所占据了。义理，旧指儒家讲求经义，探究名理的学问，后用称宋明理学为“义理之学”。障，阻塞，遮隔。

章美与笃实——章，同“彰”，显现、表现。章美，即显现其美。笃实，笃厚、实在。

二、略述大意：

孩童，人之最初模样;童心，人之最初心态。人的最初的自然淳朴心态，怎么可以丢掉啊! 可是，童心却又骤然丢失了!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人从年幼开始时，那些能闻能见的外物都由耳目进来了。进入后，它就以强者身分居其内心之主位。于是，童心开始丢失了。待到长大之后，一些“道理”，也由耳目闻见而入，也如前述，进入后，即占其内心之主位。于是，这方面的童心也丢失了。久而久之，闻见之道理，一日比一日增多，所知所觉的范围，也一日比一日扩大。这样，就觉得人之美名令人高兴喜欢，务必使之张扬。于是，童心丢失了;他又知道不美之丑名令人厌恶，必须设法遮掩起来，于是，童心又一次丢失了。那些道理，从何得以闻见呢?都是通过多读书、广义理活动而招来的。古代圣人，何尝不读书呀!不读书，童心固然存在;即使多读书，也能保护好童心不让其丧失，不象后世读书人，反以多读书、多求义理而阻塞了心目。既然读书人因多读书、多识义理而阻塞了童心，那么，圣人为什么又用多著书立说来阻塞、戕害读书人呢?童心已然阻塞丢失，那么，发之为言语，则言不由衷;见之于政事，则政事失根(失衡);著之为文章，则文不达意。由于他的内心没有彰显美的因素，没有笃厚生辉的东西，因此，要在他的言语文辞中，寻求一句有品位的话，终难得到。这里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就在于童心阻塞，童心丢失，他满心都为外来的坏东西所占据。

第三段：童心于文学的巨大作用

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虽工，于我何与? 岂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 盖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 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 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 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者，又岂少哉! 何也? 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 《西厢曲》，为 《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什么六经，更说甚么 《语》、《孟》 乎?

一、诠词释句：

近体与传奇——近体，指唐代律诗与绝句等格律诗。传奇，指唐宋传奇与话本等小说。

院本与杂剧——院本，金、元时行院演戏所用的脚本。杂剧，在我国戏曲史上有多种以“杂剧”为名的表现形式，如宋杂剧，元杂剧，温州杂剧和南杂剧等等。此指元杂剧。

举子业——指科举考试之类的文字。

二、略述大意：

既然已经由外侵的“闻见”和“道理”占据了内心，那么，他所说的，当然都是“闻见道理”之言辞，并非出自童心之言辞。这样的言辞，虽然工整精致，但对我们又有何用?这不是用假人说假话，而作假事，撰假文了吗?他这个人既然是假的，那么，他的所有一切都是假的。由此，用假言同假人说，那假人就会高兴;用假事告之于假人，那假人也喜欢;再说，用假文同假人谈，那么，假人也不会不高兴。这样，世上就会出现如此局面：一切都是假的，所有人们也都会高兴;由于到处是假，人们就无法辨别清楚，天下的真正好东西反而湮灭无闻。这种事还少吗?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天下之至文，没有不出于童心的! 如果童心常在不失，那么伪道理就行不通，伪知识就站不住! 时时可有至文，人人都能作至文，创制的文体没有贵贱之别，没有一样符合文体的文字不是至文。如此说来，作诗何必仿效古选?作文何必仿效先秦?事实上，延至汉魏六朝的古体诗，已变成了近体诗，后来又变出了传奇小说、金院本和元杂剧，以及《西厢记》、《水浒传》和当今的科举文字，无不是古今之至文，都是不可用时势先后为标准进行评优劣的。由此，我体察到，只要童心不泯，就会有好文章传世的。既是如此，还有必要再提什么《六经》啊，什么《论语》、《孟子》这些古书呢?

第四段：给假道学以致命一击

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人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 纵出自圣人，要亦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医药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 然则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呜呼! 吾又安得真正大圣人、童心未曾失者而与之一言文哉!

一、诠词释句：

懵懂弟子与迂阔门徒——前者是指认识糊涂的弟子;后者是说这些门徒都是迂腐不切实际的家伙。迂，迂远、拘泥。

方难定执——方，指药方。定执，固定。

断断——绝对，切切。

二、略述大意：

在六经，《论语》和《孟子》中，不是史官们过分褒崇阿谀之辞，就是臣子们的一些赞颂之语;再不然就是那些迂腐不实的门徒和糊涂弟子们的一些不完整的老师教导的记忆;是些有头无尾或者得后遗前，随之所见的东西，丢三落四地记录在书上。后学不觉察此情，便说是出于圣人之口，就遽然看作是经典作品，哪里知道，这些书中的大半并非圣人之言啊!纵然出自圣人之言，也是针对当时某一具体问题而发的，不是一切皆准。好比医生看病发药，是随机处方，以便救治这等糊涂弟子和迂腐门徒而已。施药医治假病，药方难开，也不好固定，常有变化。难道可把这些东西看成“万世之至论”吗?实际上，那六经、《语》、《孟》，就是道学们之口实，假人所出之渊源，绝对不可以把它的言辞说成童心之言，这是明摆着的。啊呀! 我又怎么能够得到一个真正大圣人、童心未失之心给予一言一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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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李贽原文，还有如下几个问题尚须澄清或补充。

一、“童心说”产生的由来

李贽“童心说”的提出，决非无缘无故，而是由当时的主客观条件所促成的。主要有四——

第一、程朱理学的统治，造成假人、假言、假文的泛滥

程朱理学自宋朝形成以来，及至明代，已成为居统治地位的“国学”，是社会思想的主宰，它所酿成的恶果，极为严重。这就是李贽所说的“满场是假”，“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这是由于“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 李贽就是针对“满场是假”提出了“童心说”，以抵制假道学的泛滥，从根本上消除假道学的危害，恢复人类的童心。

第二、“前后七子拟古主义笼罩着文坛，催生了各种各样的假古董

明代诗坛自中叶至后期，一直由“前后七子”反复地占据着，一味走盲目崇古之路，模拟剽窃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于是，文学失去了生气，驱散了灵魂。李贽之所以提出“诗不必古选，文不必先秦”的主张，完全是为针砭时弊而发的。

第三、资本主义萌芽在明代中后期大量出现，社会经济新因素的发展，使得城邑市民阶层的进一步兴起与壮大

这个客观条件极为重要，它促进了中国市民文艺迅速的发展。市民文艺在宋代已在城市中兴起，到了明代这个时期，由于市民迫切需求，其文艺产品就突飞猛进了。特别是小说达到了空前繁荣，种类众多，既有讲史小说(如《三国志演义》等)，又有神魔小说(如《西游记》等)，还有世情小说(如《金瓶梅》等)和公案小说(如《龙图公案》等)，以及话本小说(如《三言》《两拍》等)。市民们所喜爱的戏曲也很发达。既有大量的时事剧(如《鸣凤记》等)，又有历史剧(如《浣纱记》等)，还发展了讽刺剧(如《东郭记》、《一文钱》等)和爱情剧(如《牡丹亭》和《玉簪记》等)各种戏剧作品。这些都是李贽关于文章不受既定文体所囿的论断的出发点，也是他大力肯定市民文艺作用的客观依据。

第四、作者本身所具的特质，更是重要因素

李贽的生平告知大家，他性格上的叛逆性和战斗性对于“童心说”的创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然，这种性格形成，又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

二、“童心说”的真谛及其现实意义

按照创立者的界说，“夫童心者，真心也”;也就是说“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用现代语讲，就是真情实感。一切言语、一切文章如能反映当时、当地的作者真感情，就是上佳之作，就是“今古至文”! 因为童心是一切文艺创作的根本。

这个理论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人们常说的“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萌芽状态，也是先秦孟子的“人性善”学说的继承与发展。但“童心说”的真谛，却是打破思想桎梏，要求个性解放。故而它的批判矛头直指程朱理学对于人性的禁锢与异化。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有反封建的积极意义的。从这一点讲，即使在当今条件下，也不能说它已经完全失去应有作用。

三、“童心说“之多方面影响

“童心说”的诞生，曾经发生过振聋发聩的社会效应，而且波及了各个方面。

在思想界，李贽是嵇康之后一千几百年来，敢于直面旧传统，呵斥儒家经典和点名批判孔孟的第一人。他以哲学武器从根本上促进人们的思想大解放，其作用难以言说。

在文艺上，童心说大大活跃了文坛、诗坛和艺坛。他认为天下一切美的文学艺术品，都出自童心。文艺史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诗不必古选，文不必先秦”，其实，文艺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降而为六朝(古体诗)，变而为近体(唐格律诗)，又变而为传奇(唐人小说)，变而为院本(金代戏曲)、为杂剧(元代戏曲)，为《西厢曲》(金代戏曲)，为《水浒传》(明小说)，为今之举子业(科举文)，皆古今之至文”。

在文艺创作上，强调真情，或真实的审美情感，不仅在当时已成为一个思潮，而且影响了后世。在当时，除了首创者之外，还有书画家徐渭、剧作家汤显祖;还有公安派诗文家“三袁”兄弟，以及后来的话本作家冯梦龙和明清之际的文坛泰斗钱谦益等，组成了一支反传统的大军，其影响至广至深。

以现代标准来衡量李贽的“童心说”，当然，不能全部认同，它的论述也不是“句句真理”，而且还有某些自相矛盾之处。比如：“感时而发”、“不愤之作”、“情有所激”，以至“发狂大叫”、“痛哭流涕”等等，均非真正的“最初一切之本心”，“而是有着特定的历史社会内容的，即对社会的腐败、假道学的横行等等深刻愤慨，绝非象儿童那样，其感情的反映，主要是生物或生理学意义上的”(用敏泽之说)。

其实，李贽的童心，既非幼儿们在生理上初始性反映，也不是一己私情的发泄，而是对社会历史具有责任感的必然。他曾经在《焚书》(卷一)某些文章中说过：“我之所以好察者，百姓所用之迩言也。”“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这正是先贤王艮及泰州学派“关心民生”主张的继承与笃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