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散文·欧阳修·朋党论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 小人所好者利禄也; 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戕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 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 “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 周有臣三千，惟一心。” 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 “此辈清流，可投浊流。” 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 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 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 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 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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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选自《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十七。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谏官欧阳修为当时改革派辩护特撰此文。是年朝廷罢免了宋旧大臣吕夷简、夏竦等人，启用了改革派范仲淹、富弼和韩琦等人执掌大政，欧阳修时任谏官。他的好友石介赋诗尽情颂赞了范、富等，指责了吕、夏等。宋旧派则借此大举反扑，诬陷改革派为“朋党”。欧阳修为此向皇帝上书陈情，特作了这篇《朋党论》。
“朋党”一词，古已有之。最早见于《韩非子·孤愤》：“朋党比周以弊主”;《史记·蔡泽列传》载吴起为楚王立法：“禁朋党以励百姓”。这些朋党之说，多含贬意，而欧阳修此文，则别出心裁，说明朋党有邪正之分，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并用了大量历代兴亡之史实，阐明治国理政务必“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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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篇幅不长，五节文字，可分五段——
第一段(1节)：“朋党”之说，自古有之;
第二段(2节)：朋党有邪正之别;
第三段(3节)：以历代兴亡为佐证;
第四段(4节)：退小人，用君子;
第五段(5节)：借鉴前代经验。
第一段：“朋党”之说，自古有之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一、诠词释句：
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朋党，原指同类人为私自目的而互相勾结。亦指人们因政治目的相同而结合成的派别式集团。自古有之，是说由来很早。朋党之说，在《韩非子》、《战国策》和《史记》，以及《晋书》等古籍中均有论及。
惟幸与人君——惟，用于句首，语助词。幸，敬词，如对方这样做，自己感到幸运。人君，即国君、皇帝。下文的“主”，同义。
同道——道义相一致。
二、略述大意：
臣听说“朋党”的说法，自古就有的，只希望为人君者能够认清并区别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就行了。大都是由于志同道合的君子与君子结成朋党，也有由小人与小人因谋私利而勾结成党的。这是很自然的道理。
第二段：朋党有邪正之别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 小人所好者利禄也; 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 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戕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 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一、诠词释句：
党引、贼害、名节、共济——党引，结为同党，相互援引。贼害，伤害。名节，名誉节气。共济，相扶共助。
退与用与治——退，黜退。用，进用。治，政治清明，社会安定。
二、略述大意：
然而，臣认为小人没有什么朋党，惟有君子才可能有朋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小人喜好的是俸禄，贪图的是财物。他们在利益相同时，暂且相互勾结成为所谓的朋党，其实是虚假的。当他们见利争夺，或者利益已抢光而交情疏远时，即会互相残害，即使自己兄弟亲属，也不能保持团结。因此，臣说小人是没有朋党的，暂且结为一个所谓朋党，也是虚伪的。而君子就不是这样。他们要遵守的是道义，要执行的是忠信，要珍惜的是名节。用它来修身，就会因志同道合而相助;用它来事国，就会同心同德，共同携手前进。始终如一，就是君子之朋党。因此，为人君者，只要能够斥退小人之伪朋党，任用君子的真朋党，那天下就大治了。
第三段：以历代兴亡为佐证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 “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 周有臣三千，惟一心。” 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 “此辈清流，可投浊流。” 而唐遂亡矣。
一、诠词释句：
共工、驩兜等四人——古代传说中人物。尧时四个坏人共(gōng恭)工、驩(huān欢)兜、鲧(gǔn滾)、三苗，被称为“四凶”。《尚书·虞书·舜典》载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尧，和下文中的舜、周武王都是儒家推崇的古代圣贤之主。
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也是传说中人物。据《左传·文公十八年》：“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苍舒、聩敳、梼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天下之人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天下之人谓之八元。”元，善良。恺，和乐。又云：“舜臣尧，举八恺，使主后土”;“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
及与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及，等到。皋等二十二人，均传说中人物。据《史记·五帝本纪》引舜曰：“嗟汝二十二人。”裴骃《集解》认为：皋陶、夔、后稷、契、大禹、工垂六人，再加上十二牧(州长官)、四岳(大区长官)，共为二十二人。这些舜时的贤臣分别担任农业、教育和音乐等部门的长官。
《书》曰五句——《书》，即《尚书》，儒家经典之一，收录上古时代政府文告，相传由孔子编选而成(未有定论)。这里所引四句话，见于《尚书·周书·泰誓》。《泰誓》，是周武王伐纣，大军渡孟津(今河南孟县南)时的誓师之辞。纣，商朝末代君主，为周武王所灭。“亿万”，极言其多。
汉献帝时三句——献帝，为东汉时末代君主。文中“献帝时”实为误指，应是桓帝、灵帝时。当时宦官专政，一些文士李膺、范滂等一大批名士被诬为朋党，被杀者一百余人。此后，各州又陆续处死、流放、囚禁六、七百人。史称“党锢之祸”。
黄巾贼起——灵帝时爆发了张角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军士均以黄巾裹头，故名。贼，对农民义军的蔑称。
后方悔悟等三句——黄巾军起，社会动荡，灵帝因“党锢之祸”，民怨沸腾，又怕起义军与党人联合，“乃大赦党人，诛徙之家，皆归故郡”，但为时已晚，刘汉无救了(事见《后汉书·党锢列传》)。
唐之晚年二句——唐朝穆宗至宣宗年间(821-859)发生了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同以李德裕为首的官僚集团之间的两派斗争，前后延续了四十多年。史称这次派别斗争为“牛李党争”(事见《旧唐书》有关列传)。
此辈清流，可投浊流——唐哀帝天祐二年(一作三年)，梁王朱全忠专权，杀大臣裴枢等七人于滑州白马驿。朱之谋士李振因屡试不第，恶朝中大臣，就对朱进言：“此辈自谓清流，宜投于黄河，永为浊流。”朱全忠竟笑而从之，将裴等尸体投入了黄河。文中“昭宗”，误，应为唐昭宣帝，“天祐”是其帝之年号。清流，品行高洁，负有时望之士。
唐遂亡矣——天祐四年(907)四月，唐昭宣帝(即哀帝)被迫让位朱全忠(即朱温)，唐亡，五代后梁始。
二、略述大意：
唐尧时代，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结成朋党，君子八元八恺等十六人也结成一个朋党。虞舜辅佐唐尧对那由“四凶”结成的小人朋党予以斥退，而对于元、恺等君子朋党则给以提拔任用。于是唐尧天下得到了大治，国泰民安。等到舜受尧禅让，自己当了天子，列位朝廷的有皋陶、夔、后稷、契等二十二人。他们互相尊重，彼此谦让，俨然成了一个朋党。但舜帝全都予以信任重用，因此，天下也得到了大治。《尚书》有云：“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殷纣王统治时期，亿万人名存异心，他们没有成群结党，但商朝因此而灭国。周武王的臣属三千人组成一个大朋党，但周朝却因此而兴旺。后汉献帝(应为桓、灵二帝)在位时期，把全国知名士人都关押起来，指斥他们是“党人”。等到黄巾起义军兴起，汉王朝大乱，汉帝方始悔悟，全部解除了党人的禁令并释放了他们，可是国家已不可挽救了。唐朝在末期也出现了朋党之论，产生了党争，到了昭宗(应为昭宣帝)在位时，把当朝著名大臣都被杀戮了，竟然将杀害的尸体投入了黄河，说什么，“此辈清流，可投浊流”。但是，李唐也即灭亡了。
第四段：退小人，用君子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 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 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 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 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 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一、诠词释句：
不诮——诮(qiào俏)，讥嘲。不诮，没有嘲讽。
能——原本并无此字，据别本补上。
多而不厌——不厌，不满足。这句是说，多多益善。
二、略述大意：
试看前代的君王，使人人各怀异心而结不成朋党的，谁也难比商纣王;能够禁绝好人名士们结成朋党的，谁也比不上汉献帝(误);能杀害清流人士结成朋党的，也没有谁能比上唐昭宗(误)那个时候。但是，他们朝廷、国家都因此混乱或者灭亡。而互相推许、彼此也不生疑的，也没有谁比得上舜时的二十二位大臣了。虞舜任用了他们，后世也没人去讥笑虞舜被二十二党人所欺蒙。自古形成朋党又多又大的，没有如周朝那样了，然而，周朝之所以兴盛起来，就是因为有了这些朋党。因为好人再多，也不会感到多了的啊!
第五段：借鉴前代经验
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一、诠词释句：
迹——此指历史事迹。
鉴矣——鉴，古代一种器物。青铜制，形似大盆，用以盛水，盛行于东周。古时没有镜子，古人常盛水于鉴，用来照影。后来出现了铜镜，故亦称它为“鉴”。此用引申义，引往事为教训，称“鉴戒”。
二、略述大意：
前代治乱兴亡的经验教训，可作为国君一个重要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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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储欣曾说欧阳修的“‘小人无朋’一语，开凿鸿濛，自公而前未之闻也。”(见《唐宋八大家类选》卷四)虽然“朋党”之说，古已有之，但欧阳修此论，确系别开生面。他在文中进行了反复论述，将“朋党”大别为两类：小人之朋与君子之朋。并进一步指出，两者由于营朋结党目的之不同，其结果也各异。小人们以同利为朋，结成的是一个“伪朋”，最后是“小人无朋”;因为他们见利忘义，利尽而交恶，甚至反目成仇，相互戕害，不成其为朋也。君子们以同道为朋，结成的是志同道合的“真朋”。他们“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由于志同道合，所以能够同心共济，始终如一，故说君子之朋是“真朋”，惟其是“真”，生命力特强，达到永垂万秋! 在此基础上，作者向国君进行了忠谏：“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大治矣。”
欧阳修这个“小人之朋，是伪朋，是无朋”之论，不仅见地独到，而且富有创新精神，具有无比的生命力。在当时政局中，有着很强的针对性。正如清人《古文观止》的编者所言——
公此论为杜 (衍)、范 (仲淹)、韩 (琦)、富 (弼) 诸人发也。时王拱辰、章得象辈欲倾之。公既疏救，复上此论。盖破蓝元震朋党之说，意在释君之疑。援古事以证辨，反复曲畅，婉切近人，宜乎仁宗为之感悟也。
当时的政治状况确是如此。宋仁宗对范、杜等革新派是信任的，认为他们之间的交往，是强国富民的一种正确政治活动，是在“结党为公”，并非人们所指谪的“结党营私”。因此，对范仲淹的“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和“重命令”等十项建策，都是赞同的。范疏一呈上，即下旨颁行全国，号称“新政”。于是，北宋政坛顿时掀起了一场生龙活虎的革新活动。由于新政触犯贵族官员政治利益，遭到了保守势力的强烈抵抗与反对。新政施行的次年，为了抵御西夏犯边，朝廷派范仲淹任陕西河东巡抚使。这时，朝廷中反新政气焰，甚为嚣张，仁宗于是退却了，革新主将范仲淹、韩琦和富弼等革新人士，先后均被罢免，放逐州县下寮任职，十一世纪中国这场革新活动终于失败了，然而，欧阳修《朋党论》的积极精神却永留千古!在后世的政治实践中，仍可见到它的光芒烛照着各代政坛。其实，它的历史价值，乃至在政治学、社会学上的理论价值，直至一千多年后的今日，也还未泯灭。
附图四十四：
欧阳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