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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朝辞赋嬗变时期
我国辞赋文学发展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许多变化，特别是在南北朝时代，由辞赋滋育与衍生的另一种文体——骈文，应运而生，曾经一度取代了辞赋作为主流文学的地位。此后，两体则分道扬镳，各自走着不同的道路，一直影响着唐宋及后世文学的发展。延至清代，文坛上虽然出现了“中兴”现象，但其统治之尊位，自从汉大赋由小赋取代之后，一直为诗歌或其他文学样式(如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等)所占踞，即使在清代文坛“全面繁荣，百花齐放”中，也未能复位。
以下着重记述魏晋(即三国两晋)以及南北朝时期的辞赋文学的发展状况。
①魏晋辞赋之初变
三国两晋时期的辞赋还在发展，其状况比较繁盛。但文坛的统治样式却已让位于诗歌。这时的辞赋作家，往往由诗人兼任，留下了不少优秀篇章。其形式，不再是大赋，而是抒情小赋;赋中语言，也常呈骈骊。
建安与正始时期。这是我国五言诗荣盛时代，但也不乏辞赋的创作。今存建安辞赋作品一百五十多篇，超过现存汉赋的总和。创作最多的是曹植，约有五十多篇，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
据有关研究者剖析，建安辞赋文学，具有四大特色：第一，视野拓宽、题材扩大，尽量摄取普通人、普遍事、一般物人赋，冲谈汉赋那种贵族气。第二，加大反映社会现实的力度，摆脱赋体“极声貌以穷文”(刘勰语)的桎梏，让自己有较强的现实性和政治性。第三，抒情性成为这一时期辞赋作品的不可或缺的要素。王粲的《登楼赋》和曹植的《洛神赋》，都很好地呈现了这个特色。第四，建安赋作的篇幅，一般短小精悍。以曹植为例，他现存辞赋作品四十三篇，其中除了《洛神赋》和《九愁赋》为长篇，以及十二个残篇之外，其余均为短制，不少是一二百字，最短的如《静思赋》，只有七十多个字。
建安时期辞赋的主要作家和作品，按事类归纳，分述如下——
一是，富有现实性与政治内容者。有阮瑀的《纪征赋》、陈琳《武军赋》、徐干《西征赋》、曹丕《临涡赋》和王粲《浮淮赋》等，曹植的长赋《九愁赋》，也属此类。
二是，托物言志，借由抒怀者。有祢衡的《鹦鹉赋》、王粲《登楼赋》和刘桢的《遂志》等。
三是，渊源于上古神话或古礼而演绎故事者。有曹植的《洛神赋》等。
四是，描写苑馆、都城之赋。有刘桢的《鲁都赋》等。
此外，还有善赋的其他人士。如应玚的《西狩赋》，惜未见其原作。
曹魏正始时期，赋坛上还有重要作家何晏、阮籍、嵇康和向秀等人，所作之赋仍以小赋为主。如阮籍的《猕猴赋》、《鸠赋》均为带有讽谕性的小赋;嵇康的《琴赋》，虽与汉人同名赋相近，但其抒情性大大加强。何晏的《景福殿赋》，用的是汉大赋宫殿题材，然而不以“品物毕图”见长，而是以描述精到动人;至于“七贤之一”的向秀，所作的哀吊嵇康的赋和吕安的《思旧赋》，均情辞痛切，更为引人。
两晋时期的辞赋仍相当繁盛，作家、作品层出不穷。据史料所载，这时期传世作品数量，超过东汉建安时期。这时辞赋的形式，大赋与小赋并存，而以小赋为主。傅玄今存赋五十多篇，其篇幅均比较短小。不过，在太康时，曾经出现了一篇轰动当世的著名大赋，即左思《三都赋》。他用十年时间完成了这篇力作，对三国的三个都城——蜀都、吴都和魏都进行详尽描绘。据传，左思为了弥补汉大赋描写物产、建置方面存在的虚妄与不实之处，故而在写《三都赋》时，特依据地图、方志和各地风习加以考定。《三都赋》问世后，传抄甚众，弄得“洛阳纸贵”。的确，此赋是比较真切地反映了三都的景况。不过，“在艺术上较之前人无多大突破，只是更能体现‘品物毕图’的原则罢了”(徐公持语)。
太康赋坛出现了若干重要作家，如：潘岳、陆机、张华、成公绥和傅玄等人。潘岳作赋较多，收入萧统《文选》的就有：《籍田赋》、《射雉赋》、《西征赋》、《秋兴赋》、《闲居赋》和《怀旧赋》、《寡妇赋》以及《星赋》等八篇，其中《西征赋》、《秋兴赋》最为著名。陆机以赋哀故友，诗意充溢的《叹逝赋》和“备言甘苦，具陈文心”的《文赋》，也很有名。此外，还有张华的《鹪鹩赋》、成公绥的《啸赋》等，也都各有自己的特色。但它们的共同缺点是：铺采摛文过了头，文辞藻饰太浓盛，艺术魅力反而被削弱了;有的仿作较多，如傅玄五十多篇中，约一半左右赋题多袭前人，缺乏应有的创意。
东晋赋坛，总体上大逊于西晋。在南渡初期，还呈现过“暂见消歇”的状态。后来，出现了木华的《海赋》和郭璞的《江赋》，描写了前人未曾涉及的题材与景色。特别是木华的《海赋》，细描了大海变化的种种情状，名满当世。再后来就见到了玄言诗代表兼赋家孙绰，主要作品有《遂初赋》和《游天台山赋》等，还有袁宏的《东征赋》。直至晋宋之交，赋坛上更出现了一位大诗人兼赋家的陶潜的作品，最著名的赋就是《闲情赋》和《感士不遇赋》等作品。
他们这些辞赋作品，在文风上比西晋有了较大改变，少雕琢、多自然，风格比较明快清新。如孙绰的《游天台山赋》，是一篇为《文选》列入“浏览”栏的纪游辞赋，僻字奇词已经少见，文辞本色自然，气韵也较畅达。陶潜的《闲》、《感》两赋，更具有一般辞赋所无的自然平易的特殊风貌，为辞赋作品开出了新境。两晋思想界与文坛上玄学兴盛，辞赋不能不受到影响。嵇康的《琴赋》，就已藏有若干玄理，从西晋到东晋，这个影响逐步加强，以至妨碍辞赋的更好抒情。
魏晋辞赋，不仅在思想内容上受着玄学的浸漫而发生某些变异，且在艺术表达上，也增加了骈骊对仗的色彩，出现了单句对、隔句对和长句对等若干对偶方式。在潘、陆、木、郭等人的辞赋中，甚至通篇俳偶，力求句式整饬，使自己作品朝着骈化方向发展。
②南北朝辞赋之异化
我国辞赋发展到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异化现象。这是因为这个时期是一个崇尚骈骊的时代，不论诗文或辞赋，都朝着骈化发展，甚至一些日常应用文，也采用骈体形式，文坛上骈体极盛，原来带有骈骊倾向的辞赋，也自然而然地被异化了。因此，人们对这个时期的辞赋，就叫“俳赋”(即“骈赋”)。这就是排比声律，骈四骊六之作。其实，它与一般骈文，已无多大区别。后世若干六朝骈文选本，如清人李兆洛《骈体文钞》和清人陈元龙等编的《历代赋汇》，都争着把著名的《芜城赋》和《别赋》收录了进去，已经难于辨清其“赋”与“骈”了。
这个时期的辞赋作家、作品从略，而将南北朝的骈文，另辟专题着重予以绍介。
(四)唐宋辞赋再变时期
中国辞赋文体，自战国肇始至两宋，经过不断地演变，足足走过了一千六百余年的路程，各个时期的辞赋，都呈现着自己的特色。因此，又有古赋、骈赋、律赋和文赋的不同称谓与区别(见徐师曾《文体明辨》)。所谓古赋即汉代及汉前的原始赋、汉大赋与小赋;骈赋，即六朝赋，又称“俳赋”;律赋，是唐赋，主要用于科举应试，它比骈赋更加追求对仗工整、平仄和谐，对押韵(限于官韵)则有更严格的限制，规范愈严其道益窄。宋代科举沿用唐制，也考律赋。至于文赋，在宋代达到高峰，故又称“宋赋”。其实，这种文赋之体，由于它摆脱了传统格局，以散代骈，句式参差，押韵自由，行文灵活多变，且富有诗意。在唐代，它就已受到古文家的青睐，及至宋代，又经过古文家们的努力实践，为文赋的发展拓阔了前程，也为整个辞赋文学的发展作出贡献。文赋一脉的延续，直至元、明、清及近代。
①唐代的律赋
唐代占踞文坛统治地位的文学样式，是诗歌，一般散文次之(中唐以前骈文为主流文体)，而辞赋作为一种文体，虽未消失，却已经“靠边站”了。因为唐代辞赋文学，是以“律赋”形式存在的。这种律赋，除了科举应试者依律写作之外，其他士人问津者甚寡。宋元明清四代均行科举，赋之用甚宏，但是由于作者热情不足，又不能自由发挥，优秀作品极少，传世者更是稀见。在唐代诗文集中，还会见到若干题为“赋”的文章，但大都缺乏闪耀的光辉。比如“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也写过这种赋，李白有《明堂赋》，杜甫有《三大礼赋》，其价值就不如他们的诗歌辉煌。清人章炳麟认为，唐律赋出现后，“自是赋遂泯绝”(见《国故论衡·诗辨》)。这同以后的宋元明清“制举文”的命运相仿，无甚价值可言。我认为章氏所说的“泯绝”，主要是指辞赋之内在精神而非躯壳。
在唐代文坛上，除诗歌之外，在古文运动之前，六朝遗风劲吹，时时处处所见者，几乎均为骈化文章，骈文，(时称“今文”或“今体”)声势犹盛。虽然如此，传统辞赋(对比于律赋而言)作家尚不乏人，而且留下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随着古文运动的兴起与炽盛，骈骊影响缩小，特别是在中唐以后，骚体辞赋又开始畅行。其中佼佼者，首先是韩愈的古今称颂之《进学解》，还有柳宗元的五个“楚声骚体”名篇，即：《解崇赋》、《惩咎赋》、《闵生赋》、《梦归赋》和《囚山赋》。林纾称柳赋“为唐文巨擘”，“当与宋玉争席”。还有晚唐的杜牧“冲破旧规，洒发生气”的《阿房宫赋》和陆龟蒙的《蚕赋》之类的托物喻志的抒情小赋，焕发着光彩。
②两宋的文赋
在两宋时代，科举取士之用的律赋，大为有识之文士所不满，平日著作绝少问津。北宋时，复古氛围十分浓烈，唐代古文运动至晚唐时衰落之后，宋人却力争让古文运动中兴，辞赋这类“非古之桎梏”，尽被打破，于是，赋体文学获得了一次大解放。源于晚唐时肇始的“文赋”，即应运而盛。当时，文艺界虽有新生文体——宋杂剧和话本小说的勃勃兴起，但也不曾排斥辞赋的“中兴”。不仅如此，尚使“文赋”一脉，成为一个足传千秋的优良文统。
宋代的作家，一般都具有一个足智多能的显著特点，往往一人诗文两兼，或者散文与辞赋“双挑”。比如北宋散文大家欧阳修，既是宋式散文的奠基者，又是宋赋的优秀作家。他的著名《秋声赋》，是宋代辞赋之典范，是文赋走向成熟的标志，后世颂赞不绝。有评者说得好：“秋声本无可写，却借其声、其容、其气、其意唤出，并秋声颇不寂寞，亦觉形色可睹，议论大奇”(录商侯语)。由他推荐或培植的曾巩、王安石和“三苏”等散文家，也时有写作辞赋的习尚。如诗文革新派王安石，就写过《思归赋》和《历山赋》作品。至于苏轼，更是“文艺多面手”，诗、词、文、赋诸体，均列大家之首。他的两篇《赤壁赋》，古今并赞，传诵不衰。他的寓言式咏物小赋《黠鼠赋》，更是富有风趣，诱人深思的妙赋。
在南宋，其情况也是如此。当时的若干诗文家，都兼写辞赋，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多产作家“南宋四大家”之首陆游，在创作九千三百多首诗、一百三十多首词(指存世的作品)的同时，也写了《禹庙赋》、《焚香赋》、《红杞子华赋》和楚声短赋《自闵赋》等若干辞赋作品，耐人阅读。为官清正、民望极高的南宋政坛“一代伟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语)兼诗文家王十朋，在撰作二千余首诗词、五百来篇文章的同时，也写了山水《双瀑赋》、斋馆《至乐斋赋》和抒情《归去来赋》等多篇辞赋作品。这些，都为宋代辞赋文学的发展壮了行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