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辞赋与骈文

中国古代辞赋与骈文

中国辞赋自从发韧成立,并发展兴盛,直至嬗变与异化,历时约一千六百余年。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辞赋文学的进程,历经了四个发展时期:

(一)先秦战国辞赋发韧时期

在这个源头时代,中国辞赋肇始阶段尚处于朦胧待明状态,出现的若干问题主要有——

首先是辞赋文学溯源。在这里,两个问题有待弄清:>第一、“辞赋”概念的由来。对于“辞赋”这个名称,不仅在当时,以至后世一直未能明白。一说,一个概念,两种文体:辞是诗,赋是文,是一个诗文结合体;又一说,一个概念,一个文体,指的就是赋体;还有一说,两个概念,两种文体。即辞诗体与赋文体并列。各说各的,莫衷一是,在这里,我认为第三种说法比较在理。它的确是两种文体的混合称呼。开初,由于它本身带有若干诗歌因素,就混在“楚辞”之中;后来,荀赋的出现,因其诗味淡薄,应当与作为楚地诗歌的“楚辞”区别开来,才有了“赋”的名称。当历史进入西汉初期,汉人撰作如宋玉《风赋》那样的作品多了起来,于是,逐步成了一个新文体——带韵的散文。明人陈懋仁在任昉《文章缘起》一文注释中说:“赋家专取《诗》中一义以为赋,又取《骚》中赡丽的辞以为辞。”这是说,汉代以前,辞与赋,确是不分家的,后来才发展为一种完全独立的文体。在人们习惯上,仍然沿用“辞赋”这个混合的称呼。其实,它是一个偏义复词,重点偏在“赋”。

第二、辞赋文之二祖。在我国文学史上,一直把辞赋文学之源头,寻到《诗经》中去。这种“赋源于诗”的论断,汉人班固是其首倡者。他在《两都赋序》中云:“赋者,古诗之流也。”这个“诗源”之说,到齐梁时,得到刘勰的认同,他的《文心雕龙·诠赋》认为《诗经》中六义之一义——“赋”,就是辞赋文的源头。后世的论者,基本采信这种观点,最突出的是清人刘熙载的说法——

班固言 “赋者,古诗之流”,其作,《汉书·艺文志》; 论孙卿、屈原赋有恻隐古诗之义。刘勰《诠赋》 谓赋为六义附庸,可知六义不备,非诗即赋也。

 

(《艺概·赋概》)



刘说则更明白地将“赋源”落在一种诗歌技法上,比班固的“祖述”更进了一步,确认了由刘勰开启的赋是从《诗》的一种创作手法——赋法中演变而来的主张。

其实,“赋源于诗”之论断,是缺乏根据而难以成立的。因为班固是着眼于诗赋的社会功能而出此断说:“赋源于诗”的。但是,“文学在社会、政治功能的一致性,是不能作为体裁与体裁之间的源流关系的”。同时,由刘安开启,班固定型,刘勰确认的“赋源于诗”论,在文论学理上是站不住的。这是由于“它们是从经学文论的角度来思考和论述赋源”问题,是“经学独占话语权的结果”,而不是真正的文学自觉意识。另外,一种文体的创作技法,是难以成为一种新文体的源头的(以上参考了刘潮谦之说,下同)。

那么,辞赋文学的真正源头又在哪里呢?

经过认真溯源工作,可以大体断定,它的真正源头有二:一是源于北方文化及其文学精神。此以荀子的《赋篇》为代表;二是源于南方文化,特别是楚文化。它的代表是屈原及其门徒宋玉等人的辞赋作品,如《风赋》。

荀赋,虽然是我国最早以“赋”名篇者,但它缺乏应有的文学性,是“一种道德说教文章”,而且它后继乏人,没有造成应有的影响。所以它不能成为后世辞赋文学的主要源头。但是,荀子在赋史上作为赋体开创者的地位,却不应抹杀。赋体文学真正源头的主要一脉,即人们所说的“赋的血根”,不落在北方而植根于南方文化,特别是楚文化的沃壤之中。其实,有人认为,荀子的赋篇创作,也是在他晚年受聘为楚之春申君,任兰陵令之后,在受着楚文化薰陶中写成的。如此说来,道是“赋源有二”,实际上只是“南源”在起着决定性作用。回顾辞赋文学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告知大家:“中国后世的赋体文学,主要是由这一源开出的,从屈骚到宋玉,从景差到汉代骚体赋,从汉初骚体赋到汉大赋,从汉大赋到汉小赋……赋体文学之流,贯穿中国整个古代”,流势澎湃,生生不息!

其次,赋文特点及同楚辞之区别。

中国辞赋文学,自西汉确定以来,即显示了自己独特的特点,主要有四:

一是,赋之结构有则。就一般而言,赋前有“序”,赋后有“乱”,中间问答体(也有别式),在措辞中或结穴处,每每托以讽谏。

二是,赋之行文,骈散结合。文句既不必骈偶,也不讲对仗,视需要或骈或散自由行文。

三是、赋文务必用韵。除律赋用韵同于后世近体诗之外,一般赋体文用韵较宽,与古风略同。押韵时,各韵部可以通转,不必一韵到底。赋序与问答辞,则用散文而不用韵;然而乱辞与歌辞务必协韵。其韵往往落在偶句上,也有逐句连协的,少则两句即转韵,多则数十句方换韵。总之,赋的用韵,并无定式。

四是,赋的表达方式,多用“赋法”。它往往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假象尽词,扬厉极妍。“皆着意外形,不重内质”(见鲁迅《摩罗诗力说》)。

这是一般赋体文的特点。至于溯上之古赋,或流下之徘赋、律赋和文赋等体式,又各有自己的不同特色,待后再述。

这样,作为一种新文体的“赋”与作为一种诗体的“楚辞”之间的区别,也就清楚了。楚辞,不仅是南楚文化的诗性精华,而且也是我国文学史上同《诗经》并峙的诗歌奇峰,其影响至巨至深。后世将楚辞简称为“骚”,或“骚体”,是由楚辞代表作《离骚》而得名。

其三,先秦辞赋作家与作品。

由于这是一个辞赋体诞生的肇始阶段,其作家与作品自然不会很多。仅从存世作品来看,其中主要是:

北源系统,据古籍有著录者,大约有战国后期思想家、散文家荀况。他是赋体文学首创者之一,有作品《赋篇》,原有一十篇,现存礼、知、云、蚕、箴等五篇,均为四言;还有命名为《成相》一篇,有五十六节文字,可厘为三篇,是荀子利用流行的通俗文艺形式宣传自己思想的赋文。它三言七言或五言七言交错成文,句式与用韵,也颇与《诗经》相近,属于起源期的那种赋体作品。因此,汉代刘向、王逸辑录楚辞时,把《成相篇》排除在外。后世学撰荀赋者不多,有关古籍也未见有著录。

南源系统,著名代表就是屈原及其弟子宋玉、唐勒和景差等人。他们的作品,除屈原留世作品较多之外,其他人存世作品极少。有人(如丘琼荪等)将楚辞全部作品加以体裁分析,大体可分三类:①骚体:多数作品属于此类。②非骚体:全篇四言似诗者,如屈原《天问》属之,或全篇杂言似散文者,如屈原《卜居》、《渔父》和宋玉《风赋》属之。③两合体:即诗散兼用者属之,如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

与宋玉同时的唐勒与景差的作品,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唐勒有赋四篇,今皆亡佚;但未著录景差有赋。而在《楚辞》中收录的《大招》,或题景差作。

南源之赋,后继昌盛,两汉时期辞赋得到完全确立并有了长足发展,其影响越来越深远。

(二)两汉辞赋发展时期



我国辞赋文学在两汉三四百年间,从先秦的诞生,到汉初的确立,并逐渐成长、壮大,最后登跻发展高峰,成为两汉一代文学的主要样式,“汉赋”代表着汉文学的主流。它所经历的发展阶段有三:

第一阶段,楚辞由诗向文转型,即“骚体赋”的诞生

这个阶段,从汉初至汉武帝初年,约七八十年间,是汉赋的形成期。汉代社会经济在“无为而治”的国策下,从逐步恢复到发展之中。这时汉赋作品,主要是“写志”小赋,也开始出现“体物”大赋的倾向。

汉赋主要来源于楚骚,并托体于荀赋,同时也接受《诗经》和战国散文的影响,于是,就出现了略与骚体诗有异的赋体文,即人们所称的“骚体赋”。它除了具备赋体文学一般特征之外,其主要特点是留有楚辞较多的母体印记,即诗性因素比重较大。主要代表作家有贾谊与枚乘等。贾谊的《鵩鸟赋》是赋中之短制,其中的语句、语象和语助等,承袭了楚骚的余风。这里留有鲜明的诗性胎记,正是这个转型期汉赋的最大特色。

这个时期,还有一个主要代表作家是枚乘。他与严忌等人都是梁王刘武的门客,是帝王们的文学侍从。他的《七发》是后来“七体”文的首创者,是一种介于有韵无韵间的、半诗半文的新体制,已带有后来大赋的趋向,是汉赋发展第一阶段的骚体赋向第二阶段的汉大赋转变的一种形式,起了汉赋定型化的作用。

第二阶段,汉赋的确立与发展,即汉大赋的形成

武帝年间,汉赋正处于鼎盛时期。在这时期中,汉王朝发展达到了繁盛之高峰,后虽经由盛转衰,但又回复到了繁荣。这正是汉大赋大量涌现的时期。这是因为经过半个世纪的“文、景之治”,国富民安,实力空前,国威远震,时势要求有宏丽的颂歌;加上武帝以一系列措施制礼作乐,网罗文学侍从,推行思想文化大一统。这就吸引了大批文士集于帝王身畔和宫廷之中,纷纷作起“润色鸿业”的颂声,深得帝王的赏识。于是,汉代文坛上作赋热潮骤起,不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甚至连公卿大臣们也“时时间作”。据称,这时只计至西汉之末,所作之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了,“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均见班固《两都赋序》)。汉大赋主要题材,不外乎这样两类:一是帝京宫室百般富丽;二是帝王苑猎的种种威风。驾驭这一题材的是穷极声貌地铺陈事类,并寄以“劝百讽一”的讽谕方法。其实,体物尽相,原是汉大赋的最大特征。

这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主要有:

被誉为“赋颂不祧之祖”的西汉司马相如,作赋二十九篇(据《汉书·艺文志》著录,下同),其存世作品最著名的是《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和《长门赋》等;

又有著名学者兼赋家的扬雄,有赋十二篇,其中著名者有《羽猎赋》和《长杨赋》等;

东汉辞赋作家与扬雄齐名的有史学家兼赋家的班固,以《两都赋》名世;张衡存世赋作七篇,其中大赋以《两京赋》最孚名望,还有《温泉赋》和《周天大象赋》等。

此外,在西汉赋坛上较有名望的还有东方朔、枚皋、严忌、严助和王褒等人。东方朔的《答客难》,虽未以“赋”名篇,但确是一篇地道的佳赋,仿作者不绝。枚皋是有名的多产赋家,据文献著录,他删去“其尤嫚戏不可读者”,尚可得一百二十篇,可惜存世者绝少。

第三阶段,汉赋发展的新阶段,即汉大赋衍生了汉小赋

这个时期自东汉顺帝至汉末,约近百年间,是汉大赋由盛转衰,从廊庙赋颂向抒情小赋过渡的转变时期。促成这个转变的关键人物,就是文学史上的名家,也是科学史上的伟人张衡。他在撰作大赋之后也不时写作小赋,其中几篇抒情言志小赋,极富生命力。最有代表性的是《归田赋》,给汉代赋体文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鲜气息;他的只有五十个字的小小赋《定情赋》,也情尽即止,不事矜才。

晚期汉赋作品虽然不多,但从存世作品看,其社会意义较大。具有代表性作家、作品,除张衡之外,还有蔡邕的《述行赋》和越壹的《刺世疾邪赋》等等。特别是赵赋,不管题材、篇幅、风格和布局,都一反大赋的作为,令人耳目全新。从这里可以使人感到汉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换代风暴已扑进赋坛,原有的赋颂陋习,一扫而空。

由于政治日益腐朽,社会纷乱动荡,大众,特别是士人们有满腹幽怨需寻发泄,由趋奉帝王的大赋转而自抒情怀的小赋,这是势所必然! 其实,这也是文学个性的觉醒,是赋体文学生机的显露。后世辞赋发展史实,完全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