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及近代散文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十八世纪(清代中后期)是一个集大成的光辉璀璨时期，也是“维旧”与“维新”两种思潮冲突和历史转捩的过渡时期。经过这个时期，中国文学则跨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近代领域。于是，近代文学的种种思潮流变，都深深地、鲜明地反映着这个基本特征，而新旧更迭、多元并存、流派纷呈的驳杂情状，又正是这个特征的具体体现。近代散文，是近代文学的重要一支，当然会毫不例外地保留着这个复杂属性。八十多年的近代历史，经历了如下几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道(光)咸(丰)期间的古文新潮
在这个时期之始，桐城派古文还在发生影响。但是，由于道光以来，时代发生新的变化，社会危机日益严重，不管桐城派古文还是扬州派、常州派的骈文，都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只有经世实用之文，才是近代散文的出路。于是，文坛出现了散文创作的新趋向。
这个“新趋向”，即新潮的先行者，有包世臣、魏源和龚自珍等人。包世臣所著《安吴四种》，首先批评了“近世治古文者，一若非言道则无以自尊其文”;认为“古文一道，本无定法，惟以达意能成体势为主而已。”人们称包文“皆经世之言，不为空疏无用之学”(丁晏语)。稍晚的魏源，于道光六年(1826)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收入其书的均为言学、言治的济时经世之文。他后来撰写的《圣武记》、《海国图志》等，更是直接针对外国侵略者而发的政治性强烈的作品。
被誉为近代开山作家的龚自珍，站在这个新潮流的最前面，竭力倡导经世致用之学。他强烈要求改革，热情追求理想和个性解放，不仅勇于批判清廷专制，而且激烈反对外国侵略，在人文方面，确实开创了一代崭新的学风与文风。他的诗文均富有政治性和现实性。他不仅是拥有大量格调清新而多姿的诗歌作品的诗人，而且也是著名的具有历史地位的古文作家。他站在历史家立场上，倡导文章与政治统一的主张，撰写了许多经世实用的政论文，比如《明良论》、《平均篇》、《西域置行省议》和《送侯官林公序》等;他还作了若干富有讽刺性的寓言小品和杂文，如《尊隐》、《捕蜮》和《病梅馆记》等。他的作品在内容上富有现实性，特别是“语含酸辣”的小品文，更具强烈的战斗性。龚文与包、魏不同，他广泛继承与扬弃了先秦、两汉以来的传统，汲取其中积极因素而铸造了自己的独特文风。在文章中，一般是散行中有骈偶，瑰丽中带古奥，简括中设铺陈，并散发着某些浪漫色调，将政事与文学兼而得之，使自己成为嘉道间新兴经世文派的魁首。他开启了近代进步文派之风，为近代改良运动的启蒙者。
在中英鸦片战争前后，经世文派的作家还有：黄爵滋、林则徐和吕世宜等。林则徐是鸦片战争之主战派领袖，他的《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一文，陈述政见鲜明，逻辑性严密，强烈的爱国精神甚为感人。
随着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发展，这时明白地公开反对桐城派古文的主要代表是冯桂芬和王韬。冯桂芬公开要求打破桐城派古文的僵化，推行一种内容广泛，抒写自由，不受陈法束缚的新体散文，成为要求文体解放的先声。王韬，原是一个在香港办报的新闻工作者，所见所言，多为洋务与变法，“时以所见，达之于日报”，使新体散文经常见诸报端，使文章社会化。他从1872至1883年的十一年间，写了大量文章，集成《弢园文录外编》十二卷。他的这种报章日用新散文，在近代散文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与此同时，太平天国的革命散文，也具有历史价值。本着领袖洪秀全旨意，而由洪仁玕等发布的《戒浮文巧语谕》，彻底抛弃了桐城派古文，提出文体革新的明确主张。在实践上，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叙事议论等撰作，都自觉运用通俗语言与形式，显示了一种“朴实明晓”的文风。
第二阶段：曾国藩时代桐城古文中兴
与新体散文发展的同时，桐城古文也在谋求“中兴”。这时的代表者，先是梅曾亮，后有曾国藩。姚鼐的几个著名学生方东树、刘开、管同和姚莹等人，均在努力坚持，于是桐城古文又有了活跃的趋势，而真正将桐城古文推向中兴局面的是曾国藩。由于他的特殊社会地位，幕府搜罗的人才又甚众，并以他为中心，经过门徒与幕僚们的造势，先后相接，转相授受，一个桐城古文中兴的新局面，就这样地形成了。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正好补充了姚鼐的《古文辞类纂》的不足，扩大了桐城派古文学习的源流，并于原来所标榜的义理、考据和辞章之外，加上一条“经济”，使古文有了致用之处，延长了桐城古文的生命力。这样，曾国藩在实际上发展了桐城派古文，从而创立了“湘乡派”。这派的著名成员有：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和薛福成等。
另外，还有一个终身不受曾国藩牢笼的吴敏树。他从不认为自己是桐城派，而是直接求之于古文和古书。但是，他仍然没有摆脱方、姚的“义法”约束，走了僵化的老路。
第三阶段，晚清、民国初期的新体散文
这时期出现了一股新生的社会力量，即资产阶级改良派。它捣破了桐城派中兴局面，而使晚清的新体散文得以进一步发展。由于改良运动急需开通“民智”，扩大改良主张的影响，因此，倡导文学改革和文、语合一文体的呼声甚高。各地先后办起了白话文报刊，从语言形式上否定了各种传统古文的表达作用。但白话文的影响还不大，当时最受人注目的是梁启超等改良派的新体散文。因为它接近文、语合一，但又未完全丢弃古文。康有为、谭嗣同和梁启超等人，就是这个文派的最主要代表。
康有为，乃改良运动的领袖，其散文直抒己见，不受束缚，但又能利用传统古文的某些因素，在行文时，或散或骈，或简或丽，且富有想象力，笔势放纵超过龚自珍，成为后起之梁文的先导。
谭嗣同为改革的需要，在冲破一切思想网罗的同时，也在文体解放上寻找与此相应的道路。从他的文章可以看出，其散文是从学习骈文中来，严整的句法，绝少虚言浮语。他曾用口语自然句法编写教课讲义，已见散文通俗化的倾向。
新体散文成就最大的作家，要推梁启超。他是改良运动的杰出思想家和宣传家，办过许多报刊杂志，既提倡“诗界革命”，也倡导“文界革命”，还亲自进行了“文语合一”的实践，大胆地、有效地从传统古文中摆脱出来，成为文体革新的主将。他在自撰的《清代学术概论》中作过很好的自我评价——
启超夙不喜桐城古文，幼年为文，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 “新文体”。
又说——
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清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这个评价很实在，也很准确。他的著作，十分繁富，政论文和杂文小品，以至诗赋韵文，不一而足，当世诸家，独一无二。
这时期走文体通俗化道路的，还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者。其中比较突出的有：《革命军》作者邹容、《猛回头》和《警世钟》作者陈天华。这些作品都是用白话体撰写的。还有一名女革命家秋瑾，她为了实行男女平权，提倡家庭革命，曾用白话文发表了宣言。
民国建立以后，废除了科举制度，民初教育部又明令禁止读经，且用浅近文言文作为学校的教科书。这样，就从根本上削弱了桐城派古文和一切传统古文的社会基础。正当此时，白话文学重新掀起巨浪：一些报章杂志的“报章体”、“新民体”使典雅的古文出现了“俗化”潮流;包笑天主办的《小说画报》，也在“例言”中宣布：“词取浅显，意则高深”，“小说以白话为正宗，本杂志全用白话体，取其雅俗共赏，凡闺秀学生商界工人，无不咸宜”。说明文体革新，已经深入到小说和说唱文学，以及其他文学领域。
然而，传统古文的影响至此，仍然存在。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改良派和革命派中间，竟为古文开辟了新的生路。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严复、林纾和章炳麟等学者。严复用古文翻译了西方科学著作《天演论》，在知识界引起轰动，获得普遍赞誉;林纾与人合作，也用古文成批地翻译了西方小说作品，也引起广泛兴趣和注意。郭沫若曾说过：林译《迦茵小传》，“在此界文学史上并没有什么地位，但经林琴南那种简洁的古文译出来，真是增了不少光彩”(郭著《少年时代》)，章炳麟办《民报》时，也喜用“魏晋之文”来发表文章，由于革命内容的魅力，也曾发生过很大影响。
不过随着时代的前进，社会生活的不断变化，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在人文上所需要的不再是各种文派的古文，而是适应时代要求的通俗文。因此，不管革命派章炳麟的魏晋文，还是严复的先秦文、林纾的唐宋文，以至曾国藩等人的“湘乡派”古文，统统都是行不通的。最后，还是由社会需要选择了通俗化的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新文体散文。并在此基础上，汲取了中外语言的精华(包括文言文的精华)，终使文言文过渡到白话文，从而结束了长达数千年的文、语分离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