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及近代散文

元明清及近代散文

明代散文,虽然“承元季虞、柳、黄、吴之后,师友讲贯,学有本原”(《明史·文苑传序》),但胜代遗逸,不可指数,蔚然称盛,大都已蜕去元末纤秾浮艳之习,其成就远胜元代,在各时期的文苑中,竞相绽放着令人称赏的异卉艳葩。

明代散文的发展,大抵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洪武至天顺年间,约近一百年

这个阶段的初期,散文作家均由元入明,经受了易代之变乱,其文章重视现实性,对元末萎靡文风的转变,起着巨大作用。其间的重要作家有“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有“帝师、王佐”的开国元勋刘基,还有“明初文坛四杰”的高启;稍后,又有宋濂后继者方孝孺等人。这些作家的文章,共同特点是:题材宽广,内容充盈,强调“因事为文”,富有现实性,又不乏艺术美。然而,各人又有自己的特色:宋谦能文能诗,以文见长,且以传记文最为突出,如《记李歌》和《王冕传》等,均属优秀名篇。刘基的诗与文均有大家气派。在散文中尤善议论,文笔犀利,锋锋中的。其中最引人入胜的是他用生动的寓言形式,抨击元蒙暴政的《郁离子》;还有初步意识到事物转化而散发哲理光辉的《天说》等。这些作品都富有现实战斗性和客观真理性。高启的散文之名,虽为诗之盛名所盖,但他还是有若干不可忽视的佳作的。比如《墨翁传》、《书博鸡者事》等,就是他托笔抒怀、愤世嫉俗之作,文笔通达畅晓。在稍后出现于明此时文坛上的,尚有宋濂得意门生方孝孺,也值得重视。

由于明朝政权,经过“永乐新政”之后,逐渐得以稳固,文网也日益趋密,加上朝廷对《四书》、《五经》的大力倡导,并实行了“八股(文)取士”步骤,使散文失去了明初时的生机。正是这时,一种缺乏内容与生气的“台阁体”(包括诗文)出现在这个阶段的后期。由于其代表作家杨士奇、杨荣和杨溥,均为内阁大学士,故名。当时不少文人官吏,如黄淮等人均热衷仿效“三杨”之体,使明代文坛长达百年之久为“台阁体”的疏荡文风所笼罩。于是,明代的散文,首次陷入了低潮。

第二阶段,自成化至隆庆年间,约一百多年。这是明代散文发展出现高潮的隆盛时期

由于“台阁体”弊病日益严重,引起了广泛不满。在这个思潮中,“茶陵派”和“前七子”涌现了出来,引起大家注目。茶陵派首领李东阳、曾欲以自己深厚雄浑文风取代气弱肤泛的台阁体,但未收到应有的效果。只有在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包括李、何以及徐祯卿、康海、王九思、边贡和王廷相等七人),以自己针砭时弊的议论散文出现之后,才给台阁体予以沉重打击。但由于他们的文章沉沉的拟古气太重,鲜活的生气太少,因而成就不高,台阁文风也未真正被摧毁。

在这期间,还有一些既反对台阁体,又不囿于上述派别而取得显着成就的作家,如马中锡、王守仁和杨慎等人。论文风,马文横溢奇崛,王文疏畅俊达和杨文婉丽渊博,均能自异于流行风,峩然独树一旌。

当前七子倡导的复古运动阴暗面越来越暴露之际,一个强调学习唐宋八大家散文法度,世称“唐宋派”脱颖而出,其成员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等人。他们要求作文“自为其言”,务必“洗涤心源,独立物表,具今古只眼”,而不一味仿拟秦汉。他们的文风,直抒胸臆,质朴自然。其中以归有光最具代表性。他的《寒花葬志》、《项脊轩志》等文,都自有即事抒情,虽记琐碎,但真挚动人,不加雕琢而风味自浓。但是,这些人的文章,有时“搀杂讲学,信笔自放”,不仅平庸乏味,还有一点道学气。于是,当“后七子”复古思潮再次兴起时,“唐宋派”即不打自垮了。“后七子”中的王世贞和宗臣等人的一些文章,其中若干也是清新可读的佳作。

这个时期思潮汹涌,人物济济,作品层出不穷,文气甚旺,特别是由马中锡、王守仁、杨慎和唐宋派们的大力创作实践,终于促使明代散文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高潮。

第三阶段,自万历至崇祯年间,约七十余年

明代散文的发展已经历了一个长过程,在这个时期最具历史意义的是世称“晚明小品”的诞生。这批散文的作者,颇有名气的有:大倡“童心说”的李贽,强调抒写“性灵”的袁宏道,又有倡说幽深孤峭的竟陵派创始者钟惺和谭元春,还有笔调诙谐,时寓讽刺的王思任和张岱等等。这些人的作品,虽然各蓄各派的主旨,各呈自己的悠姿特色,然而,它们的共同品格是:篇幅窄短,墨稀旨远,信笔直抒,文辞畅达,而且悦目怡情。

在晚明时期,还有一些继续追随前后七子“兴复古学”的陈子龙、夏完淳等;也有始终遵循唐宋派主张的张溥和艾南英等等。其中著名的、至今仍在传诵的,就有张溥的《五人墓碑记》和少年英雄夏完淳在就义前写成的《狱中上母书》、《土室余论》等文章,甚为悲壮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