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及近代散文·清代散文
有清一代散文，比之于元、明两代，不仅有较大的发展，而且已具有自己的鲜明的时代特色，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当占一席之地。它的发展历程，大体可分为：清代初期散文、清代中期散文和晚清散文三个时期。以下着重简述前两个时期的发展状况;至于第三时期的散文，则按常例归入近代文学范畴进行讲述。
第一，清代初期散文
这个时期从清顺治元年(1644)至康熙二十一年(1682)，约四十余年。在这时，清廷用八年时间，大力平定了战乱遍及半个中国的“三藩”势力，收复了孤悬海外的、明末就已割据的宝岛台湾。这是说，清王朝的统一大业已告完成，其时，一个新的社会发展时期——即清代的“康乾盛世”，自此拉开序幕。
清代初期文坛涌现着两股散文潮流
一是“学人之文”。这是一股由明清之际著名学者汇集起来的“文流”。它的主要代表是世称的“清初学术三先生”，即著名《明夷待访录》和《宋、明学案》的作者黄宗羲，《日知录》、《音学五书》的作者顾炎武和于经、史、子、集上留有巨大影响的王夫之。在文学上，他们一致强调“学以致用”，认为“文之不可绝于天地之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见《日知录》)。黄宗羲为文重视情与文、道、学的统一，据情直抒，识见精深。他的“原君”系列作品，更具民主性思想。顾炎武，治学作文均甚严谨，立论超卓，文辞劲健，风骨至高。王夫之的著作等身，文情洋溢，文笔纵横，颇有大家风度。他的史作《桑维翰论》和诗评《薑斋诗话》等都是佳构。
他们都是明清之际，我国著名的思想家，也是很具影响力的文学家，对于转变明代文风，培植清代独有的文章风格，起着先驱作用。
二是“文人之文”。这一“文流”，以侯方域、魏禧和汪琬为主要代表，世称“清初文学三大家”。论艺术，三人中以侯方域为最高。他为文重视“务尽其才，而后轨于法”;其作品豪迈畅达，富有才气，略带浪漫色调。《李姬传》和《与吴骏公书》等，是其代表作。魏禧乃明末诸生，入清绝意入仕。其文长于议论，而叙事较为生动活络，人称佳构者有：《大铁椎传》、《燎衣图记》等篇，尤以前者为佳，甚受人们传诵。汪琬，顺治进士，官户部主事，又举博学鸿词，授为翰林院编修，有《钝翁类稿》和《尧峰文钞》传世。其论文，要求明于辞义，合乎经旨。
在这三家中，侯文富有现实性，但前人多尊汪文，认为“其气体浩瀚，疏通畅达，颇近南宋诸家”。但这并不足信，因为囿于正统偏见。《四库全书提要》曾道：
古文一脉，自明代肤滥于 “七子”，纤佻于 “三袁”，至启、祯而极蔽。国初风气还淳，一时学者始复讲唐宋以来矩矱，而 (汪)琬与宁都魏禧，商邱侯方域，称为最工。……然禧才杂纵横，未归纯粹; 方域体兼华藻，称涉于浮夸，惟琬学术既深，轨辙复正，其言大抵原本六经，与二家迥别。……要之，接迹唐 (顺之)、归 (有光)无愧色也。
在这个时期，比较有声望作家还有王猷定、姜辰英、戴名世和杜濬、钱澄之等人;另外又有诗文两优的名家朱彝尊、屈大均和诗论名家叶燮等。其中戴名世的清明简净文风，对后来的“桐城派”文章产生了影响。
这个时期散文的成效，只是初步转变了当时的文风，但未形成浩大的气势，而真正成就清代散文特有格局，尚待桐城派的出现。
第二、清代中期散文
这个时期正经历了由康熙，经雍正，至乾隆的清代“康乾盛世”。清政权稳固，经济繁盛，社会承平，文人的民族意识，趋向淡薄，“复古”、“明道”之说得以滋长，程朱理学乘机反扑，学术界兴起一股“考据”新风，学者竞趋不倦。就在这个“当口”，一个以桐城籍文人为主要骨干的散文流派，在文坛脱颖而出，世称“桐城派”。这个散文学派既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又拥有较多的实践成就。他们倡程朱之道，主唐宋八家文体，人众势大，对清代散文的定型化起了巨大影响。
这个流派的首倡者为方苞，桐城古文的理论由他创立。他继承宋理学派的“文以载道”的文学主张，大倡古文“义法”之说。要求文章应当“言有物”(即文之“义”)和“言有序”(即文之“法”)，说“义以为经，而德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清除魏晋以来的那些丽藻俳语、隽语巧言和宋之“语录中语”，力求“清真雅正”。谁要精通“义法”，谁就务必以唐宋八家古文和两汉书疏为人门，触类旁通，然后写出具有自己特色的文章。
桐城派二祖刘大櫆，毕竟不具台阁地位，能任气敢言，有时还敢突破始祖方苞的藩蓠，没去潜心专事程朱理学的倡导，而是努力探求古文的艺术形式，注重文章的声色才气，让方苞首倡的“义法”进一步具体化。因此，他的作品时见侯(方域)魏(禧)余风，并非最典型的桐城风格。有人评论说：“海峰先生(大櫆之号)之文，以品藻音节为宗。虽尝受清于望溪(方苞之号)，而能变化以自成一体。义理不如望溪之深厚，而辞采过之。”(方宗诚《柏堂集·桐城文录序》)
世称“桐城三祖”的姚鼐，虽“受古文法于大櫆”，但青出于蓝胜于蓝，而是该派文章体系的最后完成者。他要求为文应合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为一体，提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辞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望溪文集·述菴文钞序》)这是由考据学家戴震之“古今学问三途说”发展而来的。戴震《与方希原书》曾经说过：“古今学问之途，其大体有三：或事于义理，或事于制数(考据)，或事于文章。”姚鼐将其引入自己的文章体系之中。
姚鼐还继承与发展了方苞的“理”、“辞”、“气”说和刘大櫆的“神气说”，认为它们均是不同文体的共同组成因素，也是衡量文章的基本原则。他在自己编纂的《古文辞类纂·序目》中说过——
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 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无以寓焉。
这里说的前四者，涉及作品内容与风格，是文章的本质方面;后四者，则关系到文章之表达艺术。这八个方面构成桐城派古文创作的完整理论体系，吸引了大批文人汇集于桐城派之周，造成了全盛声势。就在乾嘉期间，属于桐城派或接近其文风的散文家，著名的就有方东树、管同、梅曾亮、刘开、姚莹和朱仕琇等人。他们之间的文风略有差异，但基本方面是一致的。其中梅曾亮的文风最接近姚鼐。桐城派遗世作品，多为传颂、碑志之类。也有一些记事或写景的散文。如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刘大櫆《万柳堂记》和姚鼐《登泰山记》等，均受后人欢迎与传诵。
这时期，还有一个重要的散文流派，即湖阳派。它是桐城派的一个支流，以湖阳(今江苏武进)人恽敬、张惠言为代表，故世称“湖阳派”。这派人治古文的文学主张，与桐城派基本相同，但在创作上却有差异。他们认为古文家不仅要推崇儒家经术，还应通学先秦诸子，出入百家，开阔题材，拓广思路。因此，湖阳派作品，一般都比较有气势，也不忘文采辞藻的讲究，有些文章还带有骈化倾向。
在桐城派隆盛时期，也有一些具有与它不同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倾向的作家。其中主要是章学诚与袁枚。前者为史学家，在散文写作上比桐城派通达，但只限于议论之一体，影响不大;后者是诗文兼善者，力倡“性灵”，反对拟古，行文酣畅，机趣横生，面目一新，但严谨不足。此外，还有主张“独抒性灵”的赵翼和袁枚挚友郑燮等。但此时占居主流地位的当是桐城派，其影响甚为深远，直到民国五四时期，才渐渐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