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词·苏轼·临江仙》翻译|原文|赏析|评点

诗词鉴赏《两宋词·苏轼·临江仙》苏 轼

苏 轼

夜归临皋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依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

注释 ①醒复醉:喝醉之后清醒过来,清醒过来又再次喝醉,这里形容畅饮尽欢。②“长恨”句:《庄子·知北游》:“舜问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③营营:思虑纷扰的样子。《庄子·庚桑楚》:“全汝形,抱汝身,无使汝思虑营营。”④縠(hú)纹:傅幹注:“风息浪平,水纹如縠。”縠,有皱纹的纱。

鉴赏 这首词作于元丰六年(1083)六月,苏轼仍在黄州贬所,时年48岁。历经风雨终归于平静的苏轼,此时对宇宙人生有了很深刻而又通达的看法。在他这个时期的作品里,有大量写景优美又富含哲理的词作,这首词便是其中很著名的一首。

关于这首词还有一段有趣的传说。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二记载:“子瞻在黄州,病赤眼,逾月不出。或疑有他疾,过客遂传以为死矣。有语范景仁于许昌者,景仁绝不置疑,即举袂大恸,召子弟具金帛,遣人赒其家。子弟徐言:‘此传闻未审,当先书以问其安否,得实,吊恤之未晚。’乃走仆以往。子瞻发书大笑,故后量移汝州谢表,有云‘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未几,复与数客饮江上,夜归,江面际天,风露浩然,有当其意,乃作歌辞,所谓‘夜阑风静毅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者,与客大歌数过而散。翌日,喧传子瞻夜作此词,挂冠服江边,拏舟长啸去矣。郡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醒也。然此语卒传至京师,虽裕陵(神宗)亦闻而疑之。”此事大概是真实的,因为《苏轼文集》卷七一《书谤》里也明确记载:“有人妄传吾与子固同日化去,如李贺长吉死时事,以上帝召也。”苏轼的好友、北宋著名文学家曾巩(子固)病逝于元丰六年四月十一日,不久便盛传苏轼也同日逝去。这件事至少说明两点:第一,苏轼当时病情比较严重,虽然无性命之虞,但也几个月不能出门;第二,苏轼当时的名气已经越来越盛,虽然贬谪在外,但天下人都在关注。这首词就是作于这场大病之后,词中所表露出来的淡泊世事的心境,有遗世而独立的感觉,难怪当时会盛传他作完这首词后就挂服出海了。

溪桥策杖图 【明】 程邃

苏轼在黄州的后期,生活和心情都比较舒畅,诗词散文中有很多都写他夜饮、夜游的情形。这天,他的夜饮有点凶,已经到了“醒复醉”的程度。苏轼的酒量不好,不过要达到这种程度,想必也要很多时间以及很多美酒。所以他回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醉意朦胧的他连时间都无法分辨,只是觉得“仿佛”已经三更天了。这两句看似是很直白的描写,背后却蕴涵着极大的快乐:夜饮是因为快乐,喝醉是因为快乐,醒了再醉更是因为快乐,最后醉醺醺地往家走,那种快乐的感觉仿佛就是仙人了。接下来“家童”句,语意上是顺承“三更”的,“雷鸣”二字包含着一种戏谑,而这种戏谑背后又可以看到苏轼当时平和、愉悦的心境。“敲门”“江声”都是写声音,能听到“江声”说明当时的环境很静,那么前面的“敲门”二字则显出静中取动的意趣来,让我们想到了著名的“推敲”故事。整个上阕是一个连贯的叙事,仿佛一组电影的长镜头,一直追随着主人公从喝酒之所直到家门口。描写非常平实,而意境非常高远。

下阕是苏轼倚杖江边之后的思考,这是苏轼词“上阕写景,下阕抒情、议论”的惯用格式,苏轼的词不需以结构的精细多变取巧。“长恨”“何时”二句反思自己的人生,慨叹无法把握自身的命运,劝诫自己要忘却人世的种种纷扰和不如意。实际上,此时的苏轼已经达到了一种很高的思想境界,但他仍然不忘“日三省乎吾身”,尤其难能可贵。“营营”一词前人注解多引《庄子》(见本词注释),但《诗经·小雅·青蝇》篇有“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等,以苍蝇飞时营营的声音比作小人的谗言,或许更接近苏轼所要“忘却”的内容。这两句议论是条件,目的是引出后三句的“结果”。“夜阑风静縠纹平”既是描写当时所见的真实景色,也是一种隐喻,是指“忘却营营”之后,心灵得到平静的状态。“小舟”二句则更进一步,写作者在心灵得到平静之后,仿佛能遗世而去一般。整个下阕充满了超脱人世的仙气。不过那些误传苏轼已“挂冠服江边,拏舟长啸去矣”的人大概是没读懂这首词,因为苏轼说得很明白,唯有忘怀营营才能够“小舟从此逝”。而此时他自己觉得仍然没有达到这种境界,故有“何时”一问。他对于这种“江海寄馀生”的生活,也只能抱有美好的期望罢了。

整首词的用语非常朴素自然,不见一个难字,不用一句难句,且几乎都是平铺直叙、白描加议论,完全以“意”胜,大巧若拙。(姚苏杰)

链接 天下第三行书——苏轼《寒食诗帖》。此帖亦名《黄州寒食诗》,纸本墨迹横长卷,所书为东坡自作诗,共17行,129字,无名款与书写年月。今人徐邦达据帖中语,考定其作于元丰五年(1082)暮春,时东坡在黄州(治今湖北黄冈)贬所。此帖字前小后大,笔势奔放雄畅,跌宕恣肆,章法错落有致,天真烂漫,为传世苏书之代表作。帖后余纸有黄庭坚跋,称此书兼颜真卿、杨凝式、李建中笔意,并谓“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卷后有明董其昌跋,亦谓“余生平见东坡先生真迹不下三十馀卷,必以此为甲观”。曾刻入《戏鸿堂》《三希堂》等帖,并为《石渠宝笈》《式古堂书画汇考》等著录。卷中印玺累累,流传有绪,清代藏于内府。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流出,为颜韵伯所得。后流入日本,归菊池氏。现藏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