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鉴赏《两宋词·陆游·水调歌头》陆 游
陆 游
多景楼①
江左占形胜②，最数古徐州③。连山如画，佳处缥渺著危楼④。鼓角临风悲壮⑤，烽火连空明灭，往事忆孙刘⑥。千里曜戈甲，万灶宿貔貅⑦。
露沾草，风落木，岁方秋。使君宏放⑧，谈笑洗尽古今愁。不见襄阳登览，磨灭游人无数，遗恨黯难收。叔子独千载⑨，名与汉江流。
注释 ①多景楼：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四：“镇江府甘露寺在北固山上。江山之胜，烟云显晦，萃于目前。旧有多景楼，尤为胜览之最。盖取李赞皇《题临江亭》诗有‘多景悬窗牖’之句，以是命名，楼即临江故基也……自经兵火，楼今废。”《渭南文集·入蜀记》：“登多景楼。楼亦非故址，主僧化昭所筑。下临大江，淮南草木可数。登览之胜，实过于旧。”②江左：清魏禧《日录杂说》：“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盖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耳。”形胜：《荀子·富国》：“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③古徐州：谓镇江。徐州为古九州之一;东晋南渡，置侨州侨郡，曾以徐州治镇江，后又称南徐州。④缥渺著危楼：唐杜甫《白帝城最高楼》：“独立缥缈之飞楼。”词人化之。⑤“鼓角”句：杜甫《阁夜》：“五更鼓角声悲壮。”⑥孙刘：谓孙权、刘备。《渭南文集·入蜀记》：“至甘露寺，饭僧;甘露盖北固山也。有狠石，世传以为汉昭烈、吴大帝尝据此石共谋曹氏。”⑦“万灶”句：苏轼《次韵穆父尚书侍祠郊丘瞻望天光退而相庆引满醉吟》：“野宿貔貅万灶烟。”⑧使君：谓方滋。方滋，字务德，桐庐人。韩元吉《南涧甲乙稿·方公墓志铭》谓其“平生三为监司，五为郡，七领帅节;二广则皆任经略，建康兼行宫留守，鄂州亦特置管内安抚使处之”。时知镇江府事。乾道改元，除两浙转运副使。⑨“不见”四句：《晋书·羊祜传》：“羊祜，字叔子……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尝慨然太息，故谓从事中郎邹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 皆湮没无闻，使人悲伤。如百岁后有知，魂魄犹应登此山也。’……襄阳百姓，于岘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庙，岁时飨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预因名为堕泪碑。”
灵阳十景图(局部) 【明】 夏芷 私人藏
鉴赏 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陆游39岁，出任镇江府通判，次年二月到任所，十月初，陆游陪同知镇江府事方滋登多景楼游宴，内心感叹而写下此词。多景楼在镇江北固山甘露寺内，北固山位于镇江东北、扬子江滨，横枕大江，石壁嵯峨，山势险固，有“京口第一山”之称，共分前、中、后三峰。前峰昔为孙权宫殿及周瑜都督府，有刘备孙权暗卜成败的试剑石，后峰是北固山的主峰，背临长江，枕于水上，峭壁如削，为风景最佳之所，甘露寺即建于峰顶。时金兵方踞淮北，镇江为江防前线。词的上阕写景并追忆历史人物，下阕写登临所怀。全词抒发对比古今的感慨之情，表现作者强烈的爱国热情。
上阕首句总启全词，以简洁之笔引出镇江之形胜，一“占”，一“最”，用字精当，将镇江之地位形象地表现出来。自“江左”而“古徐州”，自“连山”而“危楼”，镜头由远到近，最后特写点题。陆游将滚滚长江、莽莽群山入画，衬出烟云缥缈之地矗立着的一座高楼，既显示出危楼所在之地的神圣，又烘托出危楼之高、之奇、之险，就使这“危楼”有了磅礴万丈的气象。表面上是勾勒眼前江山，实意为引出历史上的英雄人物。“鼓角”一层五句，追忆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合兵击破曹操的往事。鼓角悲壮，烽火明灭，耀射千里的是银光闪闪的武器和盔甲，威武的战士如同雄猛的神兽貔貅一样遍布，好一派征战厮杀的雄浑场面! 听之如在耳侧，视之如在眼前! 寒风冽冽，悲凉肃杀，画面雄浑辽阔。与上一层的滚滚长江、莽莽群山互相呼应衬托，江山人物，相得益彰。上片情与景浑然一体，过拍处更是一派英雄豪迈之情。
然而，英雄已逝，往事随风，故下阕开头以九字三顿，展现露草落木，秋容戚惨。然而“使君”两句起又重新振奋，全词基调再变明丽。展开的是一幅豪杰登楼、宾主谈笑的画面。“古今愁”三字承上启下，“古愁”启“襄阳登览”下意，“今愁”慨言当前。君国身世之愁，纷至沓来，纵使“古今”所有的愁苦加在一起，恐怕也不如作者之愁。一愁张浚北伐，兵溃符离，宋廷从此不敢言兵;二愁孝宗表面上慷慨激昂，一副誓不恢复不罢休的样子，实则输币乞和，而自己又被逐出临安，去君日远，一片赤诚，无以报国。如此多的困难束缚着作者，束缚着这个渴望报效祖国奋勇杀敌的壮士之心。但志士的心，并没有死! 这一层包孕的感情非常复杂，色彩声情，曲折回环，欲扬又抑，欲抑反扬。最后一层，用西晋大将羊枯镇守襄阳的故事，以古喻今，前三句抒发自己壮志难酬，所云“襄阳遗恨”即指羊枯志在灭吴，而生时未能亲手完成大业的遗恨。后面借羊祜劝勉方滋，希望他能像羊祜那样，部署好渡江北伐，不要像张浚北伐那样一败涂地，要为大宋建万世功勋，流芳名于百世千世。
此词起而蓄势待发，进而雄浑悲壮，于苍茫之中见明快，飞扬之处寄深沉，末而以远人励今人，更显得沉着悲慨。(张力)
集评 清·翁方纲：“杨、范、陆极酣肆处，正是从平熟中出耳。天固不欲使南渡复为东都也。虽以陆公有杜之心事，有苏之才分，而驱使得来，亦不离平熟之径。气运使然，豪杰亦无如何耳!”(《石洲诗话》卷四)
链接 宋金之间的三次重要和议。12世纪至13世纪，南宋与金之间有战有和，随着双方势力消长，形成了南北对峙的政治格局。其间先后主要有绍兴和议、隆兴和议与嘉定和议。
绍兴八年(1138)，金熙宗改制，金主和派完颜昌等力主与宋议和，主动遣使和谈。南宋主和派秦桧任相，高宗决策求和，宣布：“金国使来，尽割河南、陕西故地，通好于我，许还梓宫及母兄亲族，馀无需索。”宋金达成和议。但次年金朝完颜宗弼杀主和派完颜昌等，撕毁和议，欲夺回河南、陕西地。绍兴十年，宋将岳飞等与金兵主力战于河南，获得郾城大捷、颍昌大捷，声威大振。宋高宗与秦桧唯恐有碍议和，急令各路宋军撤回。绍兴十一年，高宗与秦桧制造岳飞冤案，完成了宋代第二次削兵权，随即加紧对金乞和。这年十一月，宋金最后达成和约：宋向金称臣，并“世世子孙，谨守臣节”，金册立赵构为宋帝;划定疆界，东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陕西宝鸡西南)为界，以南属宋，以北属金;宋割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县)二州及商(今陕西商县)、秦(今甘肃天水)二州之大半予金;宋每年向金朝进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金向宋归还宋徽宗梓宫及高宗生母韦太后。对宋而言，绍兴和议是一个屈辱的和约，也因此确定了宋金之间日后政治上的不平等关系。但是，绍兴和议又是宋金双方在军事实力和经济力量达到某种平衡的产物，标志着宋金之间在地缘政治上进入了一种南北对峙相对均势的局面。绍兴和议结束了宋金间长达十余年的战争状态，对宋金双方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在客观上产生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
绍兴和议以后，宋高宗与秦桧一味苟且偷安，在军事战备上毫无作为。而金主完颜亮则雄心勃勃试图统一中国，绍兴三十一年，他率领金军大举南侵，虽折戟于采石之战，但和平局面再次被打破。金世宗即位后，为巩固统治，急于恢复宋、金间旧有的和平。但新即位的宋孝宗却志在收复中原，隆兴元年(1162)命主战派领袖张浚主持隆兴北伐，却溃败于符离之战。双方再次经过军事较量，谁也没能占据绝对优势，只得在次年重订“隆兴和议”。和约主要规定：金宋由君臣关系改为叔侄关系;宋、金之间仍维持绍兴和议规定的旧疆;宋每年给金的“岁贡”改为“岁币”，银绢减为各二十万两、匹;金国逃到南宋的人员不再追回。隆兴议和是宋、金对峙新形势下的产物，使宋、金间原有不平等关系有所改变，此后两国四十余年无战争，成为双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颠峰期。
开禧二年(1206)，南宋权臣韩侂胄专权，企图建立恢复中原的“盖世奇功”，轻率发动“开禧北伐”，却出乎预期，累战累败。嘉定元年(1208)，南宋只得被迫与金朝重订“嘉定和议”。和议规定：金宋关系由原来的叔侄改为伯侄;宋每年给金的岁币增至银绢三十万两、匹，另支付金朝犒军银三百万两;两国疆界如旧;函韩侂胄首于金。嘉定和议与隆兴和议相比，宋的地位有所下降，但两国的均势并未发生本质上的变化。
南宋先后两次北伐的失败与和议的续订，深刻表明绍兴和议后的宋金对峙是地缘政治稳定的产物，没有外来力量的强力干预，这种均势绝不容易打破。嘉定和议后，宋金维持了九年的和平，蒙古的崛起成为打破这一均势的第三种力量。宋趁着蒙古攻金不再向金交纳岁币，金朝于嘉定十年发兵攻宋，宋金和议彻底破裂。其后，直至金朝灭亡，双方始终处于战争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