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李商隐
江风扬浪动云根， 重碇危樯日色昏。
已断燕鸿初起势， 更惊骚客后归魂。
汉廷急诏谁先入， 楚路高歌自欲翻。
万里相逢欢复泣， 凤巢西隔九重门。
大家都知道李商隐以“绮密瑰妍”(敖器之《诗评》)的爱情诗驰名，但往往忽略了他还曾写过另一些哀时忧国的名篇，如赠、悼他的“平生风义兼师友”的晚唐名士刘蕡的五首律体等等，却也都光采耀人，千秋名世。特别是上引《赠刘司户蕡》一首，时代色彩更浓厚，感情刻画更深沉，把对刘蕡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和对晚唐国势垂危的忧愤水乳交融地结合起来加以描绘，增加了风格的沉郁，笔调的愤激，值得我们深刻体会，悉心赏鉴。
为了理解《赠刘司户蕡》这一首诗，需要先简单说一下刘蕡其人以及他和李商隐的关系。
刘蕡，幽州昌平(今北京昌平)人，公元八二六年(敬宗宝历二年)进士。唐文宗时曾召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刘在对策中大胆地揭露了当时朝政的黑暗腐朽，有所谓“土崩之势，忧在旦夕”，引起了考官的激赏，但也触怒了当时飞扬跋扈的宦官，以致未得录取。一时登科之士联名呈请，愿以“所授官让蕡”。李商隐出于哀时忧国和痛恨宦官乱政，对刘蕡的高风亮节表示异常的敬佩。当宣宗登位之初，牛僧孺、令狐绹一派又重执政。李德裕一派，包括被看成由牛党转而“投靠”李党一派的李商隐在内，都纷纷被黜或投闲置散。公元八四七年(宣宗大中元年)，诗人只有跟着被坐为李党的、因江都吴湘案而贬官的郑亚远赴桂林作幕，孑然一身，间关万里。就在这一年秋天，他奉郑亚之命出使南郡和郑肃通好。次年正月，使毕正将南返。这时刘蕡因被贬柳州，暂居长沙一带，恰好和客中的李商隐相遇。(关于李商隐和刘蕡相晤的时间、地点，历来研究者论见迄未一致。拙见详一九八○年三月五日香港《大公报》所刊《李商隐南游江乡辨》一文。)由于政治倾向相近，二人一见如故，商隐赠刘以诗。这就是我们要赏鉴的这篇《赠刘司户蕡》的来由。就在赠诗的第二年，刘蕡去世。李商隐又先后写了《哭刘蕡》、《哭刘司户二首》、《哭刘司户蕡》等诗，哀感沉痛，使人荡气回肠，足见二人有着共同的政治倾向作为基础的深厚友谊。
《赠刘司户蕡》诗开头就显得气魄雄浑，境界开阔。诗人首先从他会见刘蕡的地点写起。按照李的挽诗“去年相送地，春雪满黄陵”(《哭刘司户蕡》)来说，这里的“江”是指湘江。刘、李相别地黄陵庙在黄陵山上，相传为舜妃葬处。山在湘江汇入洞庭的咽喉。山峰兀立，水势奔腾。时间正是初春，积雪未化，漫天阴沉。加上江风浩浩，越发扬起了浊浪奔腾。看来好似“云根”一般的岩边的山石和系船石墩，受到浪花一阵阵的冲击。船上的高高桅杆，在江风中摇摇晃晃，分外显得景色的惨淡。这是引起诗人在相遇地深切感受到的湘江急浪的实景，但同时也更是诗人为黄昏暗淡的唐王朝做了一个既形象生动而又高度概括的写照。既赋而比，这是中国诗人的传统手法。杜甫用破碎的“秦山”和泾、渭难分传写了安史之乱前夕唐王朝的危机是如此，龚自珍用“罡风力大簸春魂，虎豹沉沉卧九阍”，刻划了当时晚清那一伙昏庸恣睢、开门揖盗的顽固势力也是如此。因此这首诗的基调，从艺术风格来说，固然是极尽渲染了那一个破碎支离时代的能事;从赠诗对象刘蕡这一个具体人物来说，开头的十四个字也可以说极其精炼地勾划了他的悲剧遭遇之所以必然发生的社会背景。
颈联两句把表现刘蕡的坎坷遭际和抒发对刘蕡的高度同情紧密结合起来。“已断”句把刘蕡比做有着万里翱翔壮志的北国鸿雁(因为他本就燕人)，但因为受到腐朽势力的打击和遏杀，刚刚要展开的雄图伟略就很快夭折了。“更惊”句把刘蕡比做受谗而被放的屈原，因为遭受诬陷，远贬南荒，难归乡土。前一个“已”字，后一个“更”字，紧凑有力地把刘的前以对策触怒小人和后来横遭贬谪，生平遭际中的两件大事联结起来，而且通过沉痛愤慨的笔调，表现了诗人对刘的痛苦遭遇深致扼腕。
腹联两句是借用历史人物来进一步抒写对刘蕡的敬爱和同情。“汉廷”句是用贾谊的故事。贾谊是一位有抱负、有才华的政治家和文人。尽管曾经被谪三年，但后来毕竟被汉文帝召回长安，拜梁怀王太傅。可是刘蕡呢?他又如何能有被“急诏”征回的命运?“楚路”句又用了古代楚国狂人接舆的故事。接舆不满现实，曾经编成歌词，嘻笑怒骂地批判当世。据说孔子还受过他的嘲讽。刘蕡也正象接舆一样，批评朝廷，写出了那一篇震动当时、流传千古的对策。“谁先入”表示诗人对刘贬谪的深沉同情;唱出“愤世”“高歌”而偏偏又是“自欲翻”作前人之调，就更表现了诗人因为刘蕡的大声疾呼，为力挽王朝危亡而深秉前人高洁的衷心赞仰。
结尾“万里相逢欢复泣，凤巢西隔九重门”，不仅是真挚深切的友谊之歌，更是诗人出于共同的忧国之怀对当时腐朽政治的愤激的控诉。李商隐在长沙一带会见刘时，二人同是客中作客。这次相遇，完全是出于他们的意料的：刘蕡竟然还未往柳州，暂留湖南;而李商隐原本在桂林幕府，竟然到长沙一带出使。就在这次相遇中，两个同具匡时济国之心和忧时愤世之感的文人，在远离他们北方家乡，特别是远离帝京长安的时候，迸发出“乍见翻疑梦”的感觉，怀着无限兴奋和喜悦之情，是可想而知的。这是诗人“欢”的来由。然而与此同时，为什么又“欢”而“复泣”呢?原来这意外相逢，恰同在他们的患难之时：一个是因罪被贬;一个是因为受到腐朽势力的长期排挤而万里投荒。这种大体相同的政治道路的坎坷又使他不得不泣。加以相遇之时，正是宣宗登位不久，一反武宗之政，性嗜浮夸，以明察自居，恢复了不少弊政，在边事上造成了许多失策，更促使党争激化。这样一个新的局面，不能不增加诗人的忧心。特别是在和刘蕡相遇时，更不能不从刘所受的“冤谪”感到痛心，而忧切国运的难扶。“欢”之愈深，“泣”之愈甚。但所谓“欢”不过是知音乍见时一刹那间的快事而已，而“泣”则是经过悲愤交加的长期酝酿。欢而复泣，这该是多么复杂沉痛的感情!这里面包含着个人的失意，但主要却是为国家而“泣”，这一点在末句的“凤巢西隔九重门”中已经表现得很显豁了。作为“凤巢”形象象征的贤臣，一时都已星散，远谪穷荒，比如他和刘蕡就都是急切希望济国匡时的，然而现在却都分别流泊到远离长安的西南一带，备受排斥，“君门九重”，又如何能使他们有可能竭忠尽智呢?没有“贤牧伯”主持中枢是国家致乱之源;“九重黯已隔”是诗人长期的隐痛：这种儒家的忠君、兼济的政治观点，可以说在诗人的青年时代早已萌芽;而经过长期目击党争的翻云覆雨和经历天涯飘泊的生活以后，对唐王朝的黑暗现实的认识就更深切了。如果没有这一种认识，这首诗怕只能成为仅仅是感情深挚的投赠之作，而不可能把同情知友和忧时愤国之情结合起来。那么，气魄就不能如此雄浑，格局就不能如此开阔，意境也就不能如此崇高。结尾的殷忧和愤懑，表面落在“凤巢西隔”、“急诏”无从上，但实际更和首联呼应。刘蕡的遭遇，包括诗人自己的遭遇在内，不都同是晚唐王朝“重碇危樯日色昏”的必然结果么?
李商隐的七律是他诗作中的奇葩。然而正如程梦星所说，他的“师承盖亦不一”，“格调”“诡谲善幻”(《李义山诗集笺注·凡例》)。关于李诗的风格，我看可以主要从这两方面的发展加以探讨。一方面通过《无题》一类的爱情诗创作，表现了精致入微的内心矛盾和绮丽多姿的情境色泽;另一方面又通过政治诗的创作，表现了感慨苍凉的雄浑韵调和高昂挺拔的沉郁气势。他的赠、悼刘蕡的五首诗篇都属于后一类型，因而也大体上更为接近杜甫以忠君忧国为题材的七律和五律诗的风格。历代学习杜甫律体的诗人很多。王安石学了他的质朴精炼，苏轼学了他的纵横跌宕，黄庭坚学了他的奇崛峭拔，元好问学了他的感慨悲凉，而李商隐却是学了他的深厚蕴藉。在《赠刘司户蕡》一诗的开头、结尾中，这一个特点尤其明显。愤激之中，寓有深讽;景语之中，渗透情语;由眼前江风的险恶联想到国家的隐忧;从同是天涯沦落的遭遇引起了欢泣交加的复杂感情。这便是从杜甫学来的“涵茹到人所不能涵茹”、“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刘熙载《艺概》)的手法的一个侧面。
学杜的唐代诗人中，李商隐是一个卓越的殿军。他的这首哀时忧国的友谊之歌，寓哀怆愤激于深沉凝重之中，具有似矛盾而又统一的深厚蕴藉的独特风格，也许可以说是古典诗歌中的艺术珍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