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诗词研究《游仙之路》

从文化气质上讲，古代文艺史体现了南北两种文化传统的更替、交叉和融合。北方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质朴刚健，重伦理人事，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诗经》是其文学上的源头。南方文化发源于长江流域，阴柔超逸，重自然灵性，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楚辞》是其文学上的源头。毛泽东对传统文艺的欣赏以及后者对他的影响，兼具北方传统的务实雄健和南方传统的奇幻想象。从实践角度，他推崇现实主义;就个人情趣而言，他欣赏浪漫主义。他从事的实践又不能不渗进他的个性，而他的个性又不能不受实践需求的影响，把这两个方面连接起来的，便是理想主义。理想主义，既是毛泽东本来的个性内容，又是他的实践的应有之义。这反映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便是立足现实，升华现实，闪烁着奇幻绚丽的浪漫主义风采。

关于浪漫主义文学在追求理想方面的价值，毛泽东于1938年4月28日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作题为“怎样做艺术家”的报告中，曾有集中论述，他说：“艺术上的浪漫主义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我们每每鄙视浪漫主义，因为普遍一说到浪漫主义便有点下流的意思，好像浪漫主义便只是风花雪月哥哥妹妹的东西;殊不知浪漫主义原来的主要精神是不满现状，用一种革命的热情憧憬将来，此种思潮在历史上曾发生过伟大的积极作用。一种艺术作品只是流水账式地记述现状，而没有对将来的理想是不好的。在现状中看出缺点，同时看出将来的光明希望，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在战争年代，当现实主义成为革命文艺主潮的时候，毛泽东提醒人们要认识到并承认浪漫主义的精神气质及价值。这很可以反映出他本人对创作方法的富有个性的追求。

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直露出对以屈原为代表的人杰地灵的湘楚浪漫主义文化精神的认同和仰慕。1918年为罗章龙赴日本而写的《送纵宇一郎东行》一诗中，他说：“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1920年9月写的一篇关于“湘楚历史和现状”的文章中，他说：自有中国就有湖南。“春秋时，荆楚崛兴，几欲和中原大国挈长较短……声光赫濯，得发展一部分之特性，较之奴隶于专制黑暗的总组织者，胜得多多”。近代以来，中国维新，也是“湖南最早”。文章最后呼吁人们发扬“湖南人生气勃勃”的精神传统，“在潇湘片土开辟一个新天地。”他为自己生长在这片具有独特气质的文化土壤上而无比自豪，而充满希望，而自信地畅想。

在历代诗歌中，毛泽东评价最高并喜爱读的是唐诗。在群星闪烁的唐代诗人中，毛泽东评价最高并喜爱读的是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三人的作品都具独特的浪漫主义风格，构成了有唐一代浪漫诗风的主要脉络，即盛唐的豪放洒脱(李白)，中唐的奇诡险怪(李贺)，晚唐的绮丽精巧(李商隐)。三李的艺术精神，宗于《楚辞》屈骚，毛泽东推崇屈原而及三李，是很自然的事情。

神话幻想是形成浪漫主义艺术精神的重要因素。“诗仙”李白和“诗鬼”李贺，是毛泽东心目中“搞幻想”的代表诗人。1958年1月16日，在南宁会议的讲话中，他意味深长地劝导繁忙的领导干部们要“学点文学”，又说，搞文学也要有重点，“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李白、李贺、李商隐，搞点幻想。我们建党以来，几十年没正式研究过这问题。”在务实的党的会议上，提出党要研究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和“幻想”问题，倒也是件有意思的事情。

毛泽东喜欢李白，特别是他的一些构思奇幻的作品，如《梁父吟》、《梦游天姥吟留别》以及《蜀道难》等诗。60年代，毛泽东曾在竖行红格信纸上，凭记忆用毛笔手书过前两首诗，这可在《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中看到。在毛泽东故居藏书里，还有一份李白《梁父吟》的手抄本。它是用一寸大小楷体的毛笔字，抄录在16开毛边纸上的，共7页。右上角，有毛泽东用铅笔画着读过两遍的圈记。这是毛泽东晚年，由于视力减退，特意请人用大字抄写出来的。李白在这首诗中，直承屈原在《离骚》中上天谒帝的想象，以表达自己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境遇和心情，他说：“吾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傍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倏烁晦明起风雨。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触关阍者怒。”

在一本中华书局印行，乾隆年间蘅塘退士编的《注释唐诗三百首》中，毛泽东在《蜀道难》这首诗的天头上画着一个大圈，并批注说：“此篇有些意思。”全诗极意夸张蜀道的险峻壮丽，当现实中的事物不足以形容和比喻奇情壮采的景观时，便以神奇莫测之笔，全凭渺茫虚幻的神话和种种奇丽惊人的传说，来烘托气氛。于是，从传说中的蚕丛、鱼凫这两位“尔来四万八千岁”的古蜀国开国君王起笔，又写到秦国入蜀，五丁开山的神话。据说，秦惠王许嫁五位美女给蜀王，蜀王派五个力士去迎接。回到梓潼，见一大蛇钻入山穴中，五力士共扯蛇尾，把山拉倒，于是“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诗人还发出这样的想象：羲和驾着六条龙拉的车子载着太阳在空中运行，走到蜀地剑阁山时也被挡住，不得不回车，那里至今还竖立着使“六龙回日之高标”。这样的想象，把“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景观描绘得极富感染力。毛泽东曾对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称赞说：“《蜀道难》写得很好。艺术性很高，对祖国壮丽险峻的山川写得淋漓尽致，把人们带进神奇优美的神话世界，使人仿佛到了‘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面了。”他还说：“对这首诗，有人从思想性方面作各种猜测，其实不必。”毛泽东对李白的这类诗，如《上三峡》、《鹦鹉洲》、《鸣皋歌送岑征君》等，都多次圈画。

李白写神话，畅快淋漓，旷达开朗。李贺写神话，则奇崛幽峭，凄清险怪。同时代人誉李白为“谪仙人”，李贺则有“诗鬼”之称。黄陶庵评本《李长吉集》中《梦天》一首天头的编者评语说：“论长吉每道是鬼才，而其为仙语，乃李白所不及。”毛泽东读至此，每句都圈点断句，很重视这一评语。1960年5月2日，毛泽东在山东视察工作，当听省委负责人谈起拥有渤、黄二海的山东一些地区缺水，影响农业灌溉，便很自然地联想起“而其为仙语，乃李白所不及”的李贺作品所幻想的境界，随口念起这位“诗鬼”的《梦天》中的句子：“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这首诗的前四句是：“老兔寒蟾泣天色，云楼半开壁斜白。玉轮轧露湿团光，鸾珮相逢桂香陌。”诗人幻想梦游天空，看到奇丽变幻的天光月色;俯视人间，沧海桑田，千年如瞬息。辽阔的中华大地上，九州和海洋，渺小得像九点烟，一杯水。李贺诗中美丽而富有哲理的神话联想，引发了毛泽东的现实联想：“能把海水变淡水，水就多了”，“要想法研究”，利用海水。毛泽东接着又说：黄陶庵谈到李贺“专门做鬼怪的诗”，其作品“是鬼诗，不是人诗”。但这并不影响他对李贺理解和偏爱。当有人认为李贺诗“不好懂”时，他纠正说：“有些还是容易懂。”1965年在给陈毅论诗的信中还特意提出：“李贺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在读王勃的一首诗的批注中，又联想到李贺，称其为“英俊天才”，惜乎他死得太早。在一本他读过的《新唐书》的《李贺传》中，他在天头上称写着“李贺”两个醒目的大字;在记载李贺写诗“未始先立题，然后为诗，如他人牵合程课者”等处，逐句加了旁圈。毛泽东阅读和圈画过四、五种版本的李贺诗集。如《李长吉歌诗集》、《李长吉集》、《李昌谷诗集》、《李昌谷诗注》等。李贺流传于世的240首诗中，他圈画过的有83首。有些诗还圈画过四五次。

毛泽东对李贺诗歌的偏爱和熟悉，还可从这样一个例子中得到说明。1959年3月，文物出版社刻印了一册线装本的《鲁迅诗集》。其中有一首《湘灵歌》，是鲁迅于1931年3月5日写赠给日本友人松元郎的。“湘灵”是古代楚人神话里的湘水女神，鲁迅借用这个神话典故来表达对倒在国民党反动派屠刀下的死难者的哀思。全诗为：“昔闻湘水碧如染，今闻湘水胭脂痕。湘灵妆成照湘水，皎如皓月窥彤云。高丘寂寞竦中夜，芳荃零落无余春。鼓完瑶琴人不闻，太平成象盈秋门。”毛泽东在该诗末句旁边批注道：“从李长吉来。”李贺在《自昌谷到洛后门》一诗中有“九月大野白，苍岑竦秋门”之句。足见毛泽东读李贺诗之精细。李贺的名句“天若有情天亦老”、“雄鸡一声天下白”等，他都化用入自己的创作之中。

作为彪炳一代诗风的诗人，古代丰富的神话传说同样是毛泽东诗词创作的土壤和武库。独具个性的幻想情怀，使他善于从神话传说中汲取灵感和素材，在借用、点化和改造中抒展出高古飘逸的内心世界，融铸成文采绚丽、想象奇诡的浪漫主义风格。在至今公开发表的50首毛泽东诗词中，就有20来首有神话典意。其中，运笔较重，着色最浓，化用较奇，境界最美的典故有三个：嫦娥舒袖，湘妃滴泪，鲲鹏逍遥。(或许是巧合，这三个神话典故都与屈赋、庄文、三李诗歌有关。)从这个角度说“游仙”之路铺成毛泽东的“华章”是不过分的。他实践了自己的主张：“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

1957年，李淑一将自己在1933年夏和泪填写的一首《菩萨蛮》寄给毛泽东。词作怀念她的爱人柳直荀烈士，柳也是毛泽东的朋友和战友。词是这样写的：“兰闺索莫翻身早，夜来触动离愁了。底事大难堪，惊侬晓梦残。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醒忆别伊时，满衫清泪滋。”李淑一在信中同时向毛泽东索要从杨开慧那里获悉的，毛早年写给杨开慧的一首凄婉的《虞美人》以作纪念。毛在回信中表示：“开慧所述那首不好，不要写了吧。有《游仙》一首为赠。”这首《游仙》，就是后来定名为《蝶恋花·答李淑一》的词。显然，他不愿意陷入李淑一词中描绘的那种“满衫清泪滋”的纤绵情境，而乐于借“游仙”想象一种壮丽的“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的神话境界，化绵绵思情为豪迈的颂扬。他在诗中称杨开慧烈士为“骄杨”，章士钊曾索其解释，毛泽东说：“女子革命而丧其元(头)，焉得不骄。”

“游仙”，是古代文学中颇有影响的诗歌类型。它有特定的题材(创作主体与神仙遇合)，有特定的结构(超脱尘世，涉足飘渺的天界)。在给李淑一的信中，毛泽东特意指明，他的“这种‘游仙’，作者自己不在内，别于古之游仙诗”。最早的游仙诗，可追溯到屈原的《远游》。此后的游仙之作，大体有两种思路。一是所谓正格的游仙，高蹈遗世，餐霞饮露，纯粹幻想人入神仙居处后的生活情态。一是借游仙而抒郁郁不得之志，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屈原及魏晋时的曹植、郭璞的一些作品便属这类。这两类游仙之作，都是把作者自己摆入仙境来描绘的。毛泽东说自己的“游仙”不把作者摆进去，在艺术构思和情感表达上的重要考虑，大体有两点。第一，作者怀念和颂扬的烈士忠魂，飞升至最圣洁的琼楼玉宇，他们的精神感动天仙，使吴刚捧酒，嫦娥舞袖，受到热情款待，这已经充分而形象地展示了作者的情感倾向，远比作者自己介入来得更真切，更有效果。第二，“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作者写烈士忠魂与天仙的遇合，落脚点仍是人间现实。已经飘然而去另一世界的人，尚且热情关注人间的革命斗争，为其胜利而激动，而歌哭;亲自领导了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运动的作者，更没有必要幻想“去国远游”了。社会主义的现实难道不比天仙琼阁更美好，更诱人?

在这首诗里，毛泽东对吴刚、嫦娥这两个神话形象的改造是颇具匠心的。吴刚，据段成式《酉阳杂俎》说，是汉代西河人。由于学仙有过，被罚在月宫里砍一株高五百丈的桂树，砍下去的斧头刚刚举起，被砍的地方又立即弥合，这很有些像古希腊神话中不断推巨石上山，石头一上山顶又自然滚落下来的西西弗斯的境遇，实在是做不完的苦役。李贺在《李凭箜篌引》中曾写到吴刚的生活，说他在聆听人间传来的弦乐之声时，也只能依靠桂树侧耳不眠，相伴他的是“露脚斜飞湿寒兔”，很是凄清。桂花酒是传说中仙人们特用的饮料，曹植在游仙之作《仙人篇》里就有“玉樽盈桂酒，河伯献神鱼”之句。毛泽东从吴刚砍桂树的本事中增溢出他捧出桂花酒招待升天的烈士，的确是在巧合无缝的联想中添出新意。由于烈士的到来，吴刚不仅抛却了苦役，而且改变了他的生活情态，俨然为珍藏着异物而又朴实重情的主人。

嫦娥的变化更大，她本是超群绝世的美貌女子，嫁给了射日的大英雄羿，按说是很幸福的。但她并不满足，于是偷吃了羿从西王母那里求得的长生不死之药。固然是飘升上天了，但只能跑到月宫里躲藏。由于不光彩的丑行，变成了一只丑陋的癞蛤蟆，文雅地说是蟾蜍，永远孤苦零丁地住在清冷的月宫，只有一只终年捣药的白兔和一株桂树与她相伴，后来才来了一个被罚做苦役的吴刚。历代诗人写她，总是突出其寂寞难耐的处境。李白在《把酒问月》中的描绘是：“白兔捣药秋复春，姮娥孤栖与谁邻?”李商隐在《嫦娥》中更进而具体地说：“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分明是一个不可取的形象，而且包含着揶揄和道德上的责问。毛泽东在词中一反常人之说，把她写成热情而富有正义感的美丽仙子，因烈士的到来而在万里长空中舒动罗绮广袖翩翩起舞。她不再寂寞，生活充满了欢乐。这种改造，与其说是在美化天仙，不如说是在衬托人杰。

借仙家的生活情趣来构成高洁奇丽的审美境界，从艺术效果来看，虽然是深切悼念死者之情，但却没有一点感伤、悲切和愁苦，充满了乐观豪放、洒脱飘逸的浪漫气息，这正是毛泽东个人的情感风貌和审美趣旨的一贯特征。把这首词置入历代为数不少的游仙诗和悼亡诗中，也是别具一格的上乘之作。

《七律·答友人》，是毛泽东诗词中最华艳绚丽的一首，也是少数几首现实针对性不那么具体明确的作品之一。其创作起因，也颇富文人间笔墨往来的雅趣。

湖南宁远人乐天宇，青年时代和毛泽东相识，1924年入党。建国后先后为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和中国林业科学院研究员。他的家乡有一座九嶷山，毛泽东常称他为九嶷山人。有一次，毛曾对他说，我是湖南人，却没有去过九嶷山。颇有向往一游之意。乐天宇便为毛泽东念了一首清人何绍基记游九嶷山的诗。60年代初，乐天宇带了一科研小组回宁远考察，之后又同周世钊、李达会合。他们都是毛泽东的老友，于是商定送几件九嶷山的纪念品给他。其中有九嶷山的碑铭、墨刻、泪竹竿毛笔、斑竹。乐天宇还署名“九嶷山人”写了首关于九嶷山之行的七古诗《赠呈毛泽东主席案右》。全诗为：“三分石耸楚天极，大气磅礴驱舞龙。南接三千罗浮秀，北压七二衡山雄。东播都庞越城雨，西嘘大庾骑田虹。我来瞻仰钦美德，五风十雨惠无穷。为谋山河添锦绣，访松问柏谒古枞。瑶汉同胞殷古谊，长林共护紫霞红。于今风雨更调顺，大好景光盛世同。”不久，乐天宇在郭沫若处见到了毛泽东的答诗，题为《七律·答周世钊、李达、乐天宇同志》，后改为《答友人》。

“九嶷山人”极目奇山奇水，作七古摹写，颂人间盛世，主题明确。其“长林共护”、“为谋山河添锦绣”诸语，依然是林业学家的职业情况。东西南北敷陈一番，境界开阔，但奇幻不足，落笔也实。但由此却牵动毛泽东的绵绵诗情。对无缘登临而又一心向往九嶷山的毛泽东来说，则不得不以遐思奇想的神话作答。恰似李白一生未到过剑阁，其《蜀道难》全凭神话传说落笔一样。还有一个并非偶然的巧合。李白写《梦游天姥吟留别》，是听“越人语天姥”，于是“我欲因之梦吴越”，毛泽东是读友人写九嶷山之诗，于是“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其承继关系是明显的。这就使两首诗的构思和风格颇有相同之处，都是借记梦而写游仙。这样写，更有利于发挥“意识流”的想象，在句意突兀跳宕之中，一切扦格不通之处都可以融化勾连。从神话形象来看，两首诗都写了仙子从云中下降的美丽景象。一个是“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一个是“帝子乘风下翠微”，“红霞万朵百重衣”，都是乘风，都是以云为衣。所不同的是，李白的游仙把自己摆了进去，他自己“脚著谢公履，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毛泽东的游仙，依然是不包括作者的亲历亲见，只是客观地浓彩涂抹梦中的想象。李白写了梦前(所闻)、梦中(所见)、梦后(所思)的完整过程，毛泽东所作主要集中于梦境的形象。

毛泽东笔下的“云之君”是“帝子”，她以美丽的仪态出现。九嶷山上白云缭绕，她乘风而下，飘落在苍翠的山顶上，手持泪痕涂染的湘竹。情景飘丽可人。这是据著名的神话典故点化而成。相传尧帝有两个品貌俱佳的女儿，叫娥皇、女英，人称帝子。她们同嫁舜帝为妻。舜帝南游，死于苍梧之野，就是今天的九嶷山一带，随即葬于该地。二妃听到这不幸的消息，随即追寻来此，她们悲恸万分，伤心的眼泪洒在沅湘一带的竹林上，竹林通挂着了她们的斑斑点点的泪痕。于是这里有了斑竹，又称湘妃竹。后来她们投湘水殉情，成了湘水的神灵。屈原在《九歌·湘夫人》中首先把此传说写进诗中：“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此后不少诗人都有关于湘妃传说的描绘。李白更专以此题材写了首《远别离》：“帝子泣兮绿云间，随风波兮去无还。恸哭兮远望，见苍梧之深山。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显然都是把这个传说当作忧伤的爱情悲剧故事来写。不喜啼哭风格的毛泽东则别造一番境界。他在“斑竹一枝千滴泪”之后，紧接一句“红霞万朵百重衣”，顿化伤感抑郁为光昌流丽。这一悲一欢的跳宕，一纤一浓的组合，女性仪态美和自然幻景美相互重叠，情意盎然，奇美迭出。

诗的下半阕，从女仙美景转入对故乡的热切祝愿，从九嶷山而推及湖南，笔调也从飘逸转向豪放。毛泽东梦中的“帝子”是美的，他梦中的“洞庭”、“长岛”、“芙蓉国”更是美的。这里有波涌连天的壮景，这里有欢歌动地的诗情，这里是阳光灿烂的世界，写神话就是为了衬托这个世界。全篇过渡自然，浑为一体，为自己的故乡染上不朽的神话色彩。意境取法于屈原，但脱却其哀伤;构思借鉴于李白，又不停留在虚幻。措辞婉丽而寄托深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