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诗词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化教育的诗化催动》

在1937年3月出版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中，埃德加·斯诺，这位第一个直接进入苏区与毛泽东长谈的记者写道：“在这个人身上，有一个特点，滋长到不可测摸的程度，那就是他综合地表现了千百万中国人的急切的要求，特别是农民的。”斯诺形象地刻画了毛泽东，并抓住了毛泽东的精神特点。这位共和国的缔造者自觉地将一生的革命实践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相联，自觉地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并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在他的一系列著作和讲话中，不仅大量地利用了有关科学、文化方面的古代典籍，而且还利用了许多不见经传的稗官野史、笔记小说和民间谣谚、格言警句等等。他以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观照中国社会现状，又吸收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继承和发展中国历史文化。对此周恩来在《学习毛泽东》一文中精辟地论述道：“毛泽东是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大人物。”“毛主席常说，他也是读古书的人，读古书看你会不会读。毛主席开始很喜欢读古书，现在做文章、讲话常常运用历史经验教训，运用得最熟练。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毛泽东酷爱中国文学和历史，从他特别重视郭沫若的历史论文《甲申三百年祭》，就可知他对研修历史的热忱。对古典诗词他尤加钟爱，1947年夏沙家店战斗前的一次行军途中，他甚至还饶有兴味地给随行人员讲解辛弃疾诗中“山路风来草木香”的意境。1958年2月给刘少奇的信中，他专门谈到翻阅《全唐诗话》中的贺知章诗《回乡偶书》及寻检《唐书文苑·贺知章》的情况。毛泽东的卧室是一间堆满经、史、子、籍等诸多文史著作的起居处。即使是出差途中，毛泽东仍让工作人员准备若干“大部头”以备研读，并且每到一地还让人四处借书。由此可见，毛泽东于民族遗产情有独钟，于世界文化大有兴趣。在传统优秀文化哺育之下，成长为一代伟人;而又运用他的天才智慧和诗情，推动了中国现当代的文化事业。



(一)以诗词为杠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前进



1.推动中国古典诗词健康发展

资料表明，经毛泽东亲自修订的诗词，按发表年月来看，1957年1月，毛泽东诗词发表了18首;1958年发表了3首，1962年4月发表了6首;1963年12月发表了10首，共计37首诗词。在革命战争生涯里写下却又遗失的，则难以计数。这些诗词不是单纯意义的“业余文艺创作”，而是“在马背上哼成的”中国革命的史诗。它形象地反映了毛泽东胸中的中国、眼前的中国以及理想的中国，在不同的革命斗争、建设时期，都有杰出的篇章问世。

毛泽东诗词以古典诗词为主，其中涉及到的词牌就有《沁园春》、《西江月》、《菩萨蛮》、《忆秦娥》、《清平乐》、《浪淘沙》、《如梦令》、《十六字令》、《念奴娇》、《浣溪沙》、《水调歌头》、《蝶恋花》、《减字木兰花》、《采桑子》、《渔家傲》、《卜算子》、《满江红》等17种之多。毛泽东对古典诗词的创作既有继承又有创新，个中情况，前文已详加论列，此处不赘。

毛泽东除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推动古典诗词健康发展外，还对某些具体问题给予热忱指导。1957年夏，毛泽东会见著名民主人士冒广生(鹤亭)先生，对他作《四声钩沉》、提倡词体解放很感兴趣。毛泽东认为：旧体诗词格律过严，束缚人的思想，一向不主张青年人花偌大精力去搞，但老一辈的人要搞就要搞得象样，不论平仄、不讲叶韵，还算什么格律诗词?掌握了格律，就觉得有自由了。并以读到冒先生的手稿本《疚斋词话》、《四声钩沉》、《宋曲章句》为快。(舒湮《一九五七年夏季我又见到了毛主席》)1957年在庐山时，毛泽东与梅白谈到明代杨继盛(椒山)的诗，很是推崇“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这两句，还说“诗言志，椒山先生有此志，乃有此诗。这一点并无惊天动地之处，但从平易见精深，这样的诗才是中国格律诗中的精品。唐人诗曰：‘邑有流亡愧俸钱’，这寥寥七字，写出古代诸官的胸怀，也写出了古代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操。写诗就要写出自己的胸怀和情操，这样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才能使人感奋.……”(梅白《毛泽东谈杨椒山的诗》)。就这样，毛泽东时刻关心着古典诗词的健康发展。

2.推进中国新诗运动和社会主义文化向前发展

1947年11月18日，毛泽东给吴创国去信，信中说：“消灭一切敌人，你的志向很对，你对农民土地斗争所表示的热情非常之好，你的诗也写得好，我就喜欢看这样的诗。”1957年臧克家主编的《诗刊》出版。毛泽东于当年1月12日去函以示祝贺，他说《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并指出“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这之后，袁水拍的政治讽刺诗《摇头》和陈毅的六言诗《游玉泉山记实》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均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并去函予以鼓励。向来做事论理、私交论情的毛泽东，与带有诗人气质的陈毅有特殊的感情，对陈毅学诗作文多次予以具体的指导。

推进中国新诗运动和社会主义文化向前发展，毛泽东从一个诗人的角度出发，落实到一个革命家最终追求的目标之上。只是由于当时社会思潮，浮夸风盛起，毛泽东对诗歌文化的发展就不可能不带有一种急躁情绪，以武器的批判代替了批判的武器。但即使这样，我们仍然可以看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新文化发展所抱的热忱，对以诗歌、文化改造社会，加速发展所抱的希望。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他说：“印了一些诗，尽是老古董。搞点民歌好不好?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的，内容应当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现在的新诗不成形，没有人读，我反正不读新诗，除非给一百块大洋。搜集民歌的工作，北京大学做了很多，我们来搞，可能找到几百万或成千万首的民歌。这不费很多的劳力，比看李白、杜甫的诗舒服一些。”从延安窑洞走进中南海的毛泽东，一辈子致力于创作，提倡为中国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文艺，他不能忘记在窑洞的墙壁上，在战士的枪杆，在群众集会上，在解放区的大街小巷，那些曾经鼓动斗志，映衬解放区晴朗的天的民歌、墙头诗、枪杆子诗。提倡诗歌的大众化是毛泽东1942年5月23日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精神的具体体现，是作为人民之子的毛泽东对中国人民真诚奉献的心声。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非常重视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他把“为人民服务”这一共产党人的最高准则运用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之中。1965年8月24日，他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讲到“中国的音乐、绘画、戏剧、歌舞、文学都有自己的规律，没有自己的规律，就不会形成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艺术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不难看出，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指出了中国新文化的努力方向，是我党几十年文艺政策制定的纲领，也是解放区文艺繁荣的源泉，是建国十七年文艺取得胜利的保证，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文艺繁荣的主潮。这里，毛泽东从艺术“都有自己的规律”出发，概括地阐明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与人民的关系，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健康文化发展所持的清醒认识。

3.思想的金杖，精神的武装

曾长期担任毛泽东卫士的李银桥回忆说：“毛泽东诗词中，我最喜欢的是《沁园春·雪》。是雪赋予了诗人伟大的灵感，抒发出磅礴千古的胸怀。生活中的毛泽东，本身就是一首雪的诗。艰苦、豪迈、冷峻、生动、多姿。”(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毛泽东极喜欢雪，于是有那首美丽动人的《沁园春·雪》，他以诗抒怀，对雪有特殊感情，他说：“农民喜欢雪，瑞雪兆丰年。害虫不喜欢，一下雪，苍蝇就没有了。我也喜欢雪，我们都喜欢雪。”这其实是一种精神世界的坦露。1954年底，当时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的林一山，向毛主席、周总理用了整整一晚上的时间汇报了有关三峡工程的技术问题和坝址、地质基础等情况。到1956年，三峡勘测科研工作取得了肯定性成果。毛泽东在畅游长江之后，决定了三峡工程，并写下后来广为传播的《水调歌头·游泳》，其中“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寥寥数句颇能代表当时的心态。1961年9月23日，毛泽东将此词书写好并署上名送给来访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作为答礼，这其实也是毛泽东将诗词作为思想的金杖，用以沟通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并巧妙地陈述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中国人民征服一切的决心。成功地运用诗歌这个武器，把精神转化为物质的力量，这是毛泽东诗词影响中国现当代社会许多重大事实的一个方面。据1957年11月毛泽东与第二次访苏时担任翻译工作的李越然(《毛泽东第二次出访苏联》)介绍，在苏共中央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及64个共产党工人党通过“和平宣言”的会议结束时举行的宴会上，毛泽东祝酒时运用中国的古语来说明“大家要团结起来，这是历史的需要”这个道理，其实用的就是一首民歌：“两个泥菩萨，一起打碎，用水调和，再做两个。我身上有你，你身上有我。”当时反响是很热烈的。这是因为毛泽东的话表达了大家共同的心声，也是因为到会的代表为毛泽东的精辟的比喻和深厚的文化素养所感动，在这儿，短短数句古语就不再是单一的诗词了，它说明了中国文化中“和为贵”的思想，映射出中国文化本身所具有的魅力。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的诗词已成为外国人了解中国的一个极好的窗口，虽然这窗口是令人难以一下子猜明白的，但许多敏感的问题往往都通过此，从而为外界所注意，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曾于1972年2月17日秘密访华，当他与毛泽东谈话时，他提到：“我读过你的一些言论，知道你善于掌握时机，懂得只争朝夕。”他又说，“听到译员译出他自己诗词中的话，毛露出了笑容。”这是一种会心的微笑，它表示两个不同文化背景民族的代表走到了一起，达成了一种文化默契。毛泽东诗词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



(二)以诗人的情怀指示社会主义教育的方向



1.理想的教育成果是在诗词里塑造的形象

从1913年春至1918年夏，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1917年，他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主张“心力”、“体力”并重，阐明了德智体三者的关系，这可以说是毛泽东最早专文谈及教育功能的一文。而当时，他经常“游泳”、“爬山”、“露宿”、做“体操”、坚持“风浴”、“雨浴”、“日光浴”，此之后写下的《沁园春·长沙》、《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浪淘沙·北戴河》、《水调歌头·游泳》、《七津·答友人》、《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等诗词中，完全看出他对到“中流击水”的渴望。在他看来，“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在大风大浪中摔打的，应该是无产阶级新人。1938年3月5日毛泽东为抗大同学成立纪念会写的题词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加上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便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可见教育在其心目中的作用。

建国后，毛泽东的这种认识愈坚。1958年8月，毛泽东视察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时指出：“高等学校应该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1961年7月30日，在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中说：“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分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有这样的学校。”这种鼓励学生投身火热实践的思想在“文革”前夕体现得更加明显。1964年2月，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谈到教育工作时说“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8月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又说：“最脱离实际的是文科。”“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师生应该接触农民和城市工人，接触农业和工业。”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一直是毛泽东所关心的。1966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传达了毛泽东有关军政训练的指示。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又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科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显而易见，毛泽东对教育的诸多论述，既有正确的一面，也有偏颇的一面，更有“文革”这个特定环境下的悲剧成份。其中的错误在于违背了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过分强调了“政治挂帅”。结合当时形势来看，毛泽东诗词中所倡导的到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那种精神，与他几次针对教育的讲话里要让学生走出课堂投身社会的要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他是以一个诗人的情怀，过于浪漫地论说教育，是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过于直接地促进教育。

2.毛泽东的诗词成了大、中、小学学生必学的经典

出于对伟人的崇拜和对毛诗的喜爱，全国大、中、小学生争读毛泽东诗词。这支队伍中，大学生尤甚。

1967年6月13日，郭沫若就新北大公社“丛中笑战斗队”、“傲霜雪战斗组”在编写《毛主席诗词注解》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复信，对《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中“枯木朽株齐努力”的解释作了说明，并在打印稿上批注。后来他又于7月2日复信给“傲霜雪战斗组”，解释了《浪淘沙·北戴河》、《七律·登庐山》、《七律·答友人》三首诗词中的一些问题，就北师大中文系“红烂漫战斗组”的同学们在复课闹革命过程中结合教学工作编写的《毛主席诗词试解》(未定稿)，郭沫若又详细地提笔作答，涉及到毛泽东十八首诗词。郭沫若在答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指挥学校毛主席诗词学习小组时，又谈到了毛泽东诗词若干注释问题。这些史实说明，当时大学生主要关心毛泽东诗词中所含的政治思想。落实到字、词、句上也是从能不能把握毛泽东思想精髓的角度来认识的。

当时的中、小学也以毛泽东诗词为教材里重要的内容，结合学习穿插思想教育和有关典故、修辞、艺术教育。中、小学课本入选毛泽东诗词的篇什、增删情况也随现当代社会一些较敏感形势的发展而有所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