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陈恭尹·读秦纪》原文赏析

谤声易弭怨难除，秦法虽严亦甚疏。夜半桥边呼孺子，人间犹有未烧书。

历史上的秦王朝，其兴也徐，其亡也速，曾引起无数文人的嗟叹。秦亡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实施暴政。有正义感的诗人，在统治者逆历史潮流而动之际，往往以秦亡为题材，含蓄地借古讽今，以鞭挞、嘲讽当权者的暴虐行径。陈恭尹的《读秦纪》正是这样一首借古讽今之作。

秦始皇吞并六国之后，制定了不少严刑苛法，特别是其焚书坑儒一举，更为人们所痛斥。秦始皇于三十四年(前213)，接受李斯的建议，下令：“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此即所谓“焚书”。次年，又把四百六十多名儒生方士坑死，此即所谓“坑儒”。严刑苛法固然能容易地消弭人们口中的怨谤，但却无法消除人们心中对秦政权的憎恨。诗的首句即单刀直入，以不可移易的口吻，得出秦施暴政的结果，是“谤声易弭怨难除”的结论。至于秦始皇暴政的具体内容，暴政实施情况，人们是如何怨谤的等等，则留待知道历史的读者自己去补充。这样，既做到了笔墨精练，又给人印象良深。这句诗所写一“易”一“难”两件事的两相对照，鲜明地表现了以暴政来禁止怨谤，并不能从根本上达到消除怨谤这样一个真理，从侧面谴责了实施暴政的乖谬。

秦始皇实行残酷统治，焚书坑儒的结果，不仅未能实现赢氏子孙千代万世君临天下的目的，反而激发了人们对秦王朝的强烈仇恨而迅速灭亡。次句以调侃之笔，指出秦法虽严，却不可能完全制止人民的反抗，在许多时候许多地点，亦大有疏漏之处。这句诗极见诗人史家眼光，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秦法特严，似无疏漏。但独具只眼的作者，却一反众人之口，认为“秦法虽严”，但“亦甚疏”，从而对历史上的定案，翻出发人深省的新的见解，令人耳目一新，此即所谓“翻案见奇”。同时，这句诗通过揭示“严”与“疏”的矛盾，从根本上否定了苛法必能使人屈服，必能制止反抗的荒谬之见。

三、四句以留侯张良遇老父夜授《太公兵法》为例，以事实说明“秦法虽严亦甚疏”这一道理之千真万确，过渡自然，脉络清晰。据《史记·留侯世家》载，张良在未从刘邦之前，曾于下邳桥上遇一老父。老父恰于张良所立之处，把鞋子掉在桥下。张良到桥下取回鞋子，并恭恭敬敬地为老父穿上。老父以为“孺子可教矣”，因约张良五日后平明仍于桥上相会。张良一、二次赴约，均迟于老父，受到怒斥，直到第三次夜半前往，才先于老父至。老父因以《太公兵法》授良，后张良以《太公兵法》佐刘邦，终于使刘邦先是破秦，继而打败项羽而得天下。“夜半桥边呼孺子，人间犹有未烧书”两句即指此。这个例子说明，尽管秦法规定民间不得私藏兵书，否则将受到“弃市”的重惩，但下邳老父却将《太公兵法》交给了张良，这不是证明了“秦法虽严亦甚疏”又是什么?这两句诗以具体形象的事例，把秦法“亦甚疏”这个抽象的结论写得景象毕现，具有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和说服力。另外，这两句诗在刻画人物形象方面也十分成功。诗中把“夜半”的静景，同老父怒斥张良“呼”的动景两相映衬，写景极其鲜明，一个“呼”字，把老父怒张良后其赴约的神态写得活灵活现，宛若图画，简直是呼之欲出。

这首诗从题材上看属于咏史一类。作者在立意上，是要揭示秦亡之因在于暴政，但诗忌直贵曲，诗人对此并不直接托出，而是通过议论和形象的刻画，唤起读者的联想，让读者通过深思，自己去体味去发掘个中的意蕴。

但如果读者对此诗的理解仅仅停留于此，那又辜负了诗人的苦心。陈恭尹写作此诗时，清兵已基本上占领了全中国。清廷对汉族人民实行血腥镇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便是最典型的惨案，清廷还下令汉人剃发，这无疑是对蓄发的汉人的莫大侮辱。清廷这种种令人发指之举，在诗人看来，同秦暴政毫无二致。故诗人表面上是咏史，是在揭示秦亡之因，骨子里却是要唤起人们对毫无人性镇压人民的清廷的反抗。诗人这层深意无法明说，只好付之曲笔，以咏史为幌子，让读者去心领，去神会。此即所谓弦外音，味外味，比起直接点明旨意，具有更佳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