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纳兰性德·填词》原文赏析
诗亡词乃兴，比兴此焉托。
往往欢娱工，不如忧患作。
冬郎一生极憔悴，判与三闾共醒醉。
美人香草可怜春，凤蜡红巾无限泪。
芒鞋心事杜陵知，祗今惟赏杜陵诗。
古人且失风人旨，何怪俗眼轻填词。
词源远过诗律近，拟古乐府特加润。
不见句法参差三百篇，已自换头兼换韵。
这是一首论词的古诗。头二句，“诗亡词乃兴，比兴此焉托”，是说诗衰亡了，词随即发展起来，诗传统的比兴手法，在词中也得到了寄托与继承。开门见山，明确地提出自己的论点。比兴，是文学创作的两种手法。比是譬喻，兴是寄托。我国诗歌从《诗经》起就已开始运用。
次二句，随即揭示俗眼轻视填词的错误观点： “往往欢娱工，不如忧患作。”语出韩愈《荆潭唱和诗序》： “夫和平之音淡薄，而秋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辞易好也。”原意是说，表现欢娱的作品虽然工巧，但常常不如写忧患的作品来得感人。至清，朱彝尊在《紫云词序》中用以论词： “昌黎子曰： ‘欢愉之言难工，愁苦之言易好。’ 斯亦善言诗矣。至于词或不然，大都欢愉之辞工者十九，而言愁工者十一焉耳。”朱说本指诗长于写忧患，词长于写欢娱。作者这里说轻视词者往往以此为据，说词只写欢娱，故不如诗写忧患为好。
接下去“冬郎一生极憔悴”至“何怪俗眼轻填词”八句，作者举了历史上两个例子来论证自己观点的正确。前四句以韩偓为例，“冬郎一生极憔悴，判与三闾共醒醉”，韩偓一生遭际极为坎坷，而他的忠君爱国可与屈原相媲美。“冬郎”，韩偓的小名。昭宗被韩全海等劫逼凤翔，韩偓有扈从之功，进兵部侍郎，翰林承旨。朱温篡唐时，韩偓逃至福建，依附闽王王审知以卒。“三闾”，三闾大夫之省略，指屈原。“醒醉”，《楚辞·渔父》： “众人皆醉我独醒。”这里指韩偓头脑清醒，忠君爱国。“美人香草可怜春，凤蜡红巾无限泪”，“美人香草”，即比兴手法。屈原作《离骚》，以美人比君王，香草比君子。王逸《离骚经序》： “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韩偓的诗以律绝为主，多写艳情，辞藻绮丽，艳丽柔婉近于词。世称之为艳体之祖，说他“丽而无骨”、“淫靡诗甚”。作者为韩偓翻案，以“可怜春”的同情口吻，认为他的诗表面香艳，实则运用比兴手法，寄托自己的悲哀。接着就以“凤蜡红巾”的史事，来证实韩偓对皇帝的忠心与思念之情。据《南唐纪事》载：韩偓死后，人们发现他的箱子里藏着当年唐昭宗赐予他的烧残的龙凤烛百余条，金缕红巾百余幅，“蜡泪尚新，巾香尚郁”。“无限泪”，形容韩偓被迫逃到福建仍思念唐昭宗的悲痛之情。这四句从韩偓的一生来考察，肯定他的所谓香艳诗是有寄托的。接着又以唐代大诗人杜甫为例：“芒鞋心事杜陵知，祗今惟赏杜陵诗。”杜甫《述怀》诗有“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句。“芒鞋心事”，指杜甫诗中有深挚的忠君爱国、忧国忧民之情。但这种感情，只有杜甫自己知道。杜陵，杜甫曾自称“杜陵布衣”。但是今天人们只知道欣赏杜甫的忧患之作，却不理解杜甫诗中的比兴寄托。至此，作者不禁慨叹说：“古人尚且不能理解诗人运用比兴手法的用意，更莫怪世俗轻视填词了。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地论证了自己论点的正确性。
以上作者举历史上两个诗人为例，目的是要说明比兴与忧患的关系。两个例子角度不同，互为补充，使论证有力而全面，不容置疑。
最后四句，进一步发挥对词的看法：“词源远过诗律近，拟古乐府特加润。”指出词的发展比律诗早得多，肯定词继承了古乐府的传统而在形式和音律上更加婉丽绵密。结尾“不见句法参差三百篇，已自换头兼换韵”，以“不见”提起，加强语气，指出词直接继承《诗经》的传统。理由是：早在《诗经》中，已有长短不齐的句子和换头、换韵的诗篇了。所谓换头，即诗词过段或歇拍后另起，换头另起韵，叫换韵或转韵。
可以说这是一篇以诗的形式写成的论词短文，作者明确地阐述了对词的观点：批判世人对词的歧视，强调词有寄托，从发展与继承关系论证词在文学史上的正统地位。词自产生以来，博得不少人的喜爱，但也被许多人歧视和误解。无疑这篇《填词》能起到端正视听的作用，对词的发展有一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