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何景明·易水行》原文赏析
寒风夕吹易水波，渐离击筑荆卿歌。白衣洒泪当祖路，日落登车去不顾。秦王殿上开地图，舞阳色沮那敢呼。手持匕首摘铜柱，事已不成空骂倨。吁嗟乎! 燕丹寡谋当灭身，田光自刎何足云，惜哉枉杀樊将军!
何景明的诗多以“秀逸稳称”而著名，素有“俊逸终怜何大复”的美誉。但这首《易水行》却写得既不秀逸，又不平稳，而是感情激越，苍凉悲壮。诗中充满了对邪恶势力的愤慨，对抗暴精神的赞颂，对失败英雄的惋惜。显然，它代表了何诗的另一种风格，是一首“金刚怒目”式的咏史诗。
“易水”，古水名，发源于今河北省易县，是战国时期燕国的南界。据史载，当年燕太子丹遣荆轲入秦时，曾于此地为其送行。对此情景，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描绘：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寒风夕吹易水波，渐离击筑荆卿歌。白衣洒泪当祖路，日落登车去不顾。”诗的前四句就重现了当年送别易水的悲壮场面。“荆卿”是燕国人对荆轲的称呼。“渐离”即高渐离，燕国侠士，擅长击筑，是荆轲的密友。“筑”(zhu)是一种似琴，有弦，以竹敲击的乐器。“祖路”，意即饯行后上路，古人远行时常设宴饮祭祀路神，以保平安。作者在诗句中选用了哀风、寒波、夕阳、白衣、悲歌等多种惨淡的景象，极力渲染诀别时的悲凉氛围，把一个飞车入秦，义无反顾，壮怀激烈，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生动地浮现在读者的眼前。同时，也为全诗奠定了悲中有壮、壮中含悲的基调。
还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诗人们在吟咏这一题材的时候，常常在不违背史实的前提下，作一些适当的艺术渲染和虚构，以增强诗歌的感染力。例如陶渊明的《咏荆轲》就翻创了白马送别，用“素骥鸣广陌”和“宋意唱高声”来烘托当时满座义愤填膺、同仇敌忾的情绪。而何诗则在设色点染上写出了新意，他有意把送别安排在“夕阳”、“日落”之时，放在残阳如血的大背景之中。试看：寒波若银，清泪如水，衣冠似雪，悲歌如诀，色调素淡而凄清。一旦染上如血的夕阳，就显得冷热协调，浓淡相宣，素色和绚烂相映衬，除了增加画面的美感之外，也和荆轲的豪气如虹、壮心似火相和谐。并在悲愤的情绪中融入了壮烈的成分，使生离死别的场面更加悲壮淋漓。
“秦王殿上开地图，舞阳色沮那敢呼。手持匕首摘铜柱，事已不成空骂倨。”这四句简洁地描绘了荆轲行刺秦王的过程，写得惊心动魄。“殿上”指秦国的咸阳宫，秦王于此召见荆轲。“地图”即燕国的富庶地带督亢之地图，是荆轲使秦时奉献秦王的礼物，里面暗藏匕首。“舞阳”即秦舞阳，燕国的勇士，是荆轲的副手。他在上殿时“色变振恐”，“两足不能相过，面如死灰色”，以致引起了秦王和群臣的怀疑，使荆轲生劫秦王的计划落空。图穷匕首见，荆轲在殿上追逐秦王，用匕首猛掷，击中殿上铜柱，铿然作响，火花进射，“摘”是掷的假借字。荆轲身被数创，心知大事不能成功，仍然蹲坐地上，骂不绝口。表现了对秦王的极端轻蔑。作者运用对比映衬的手法，以秦舞阳的惊恐失色，反衬荆轲的从容镇定;以秦舞阳的懦弱怕死，反衬荆轲的勇猛坚贞。诗句中由衷地赞颂了荆轲扫除强暴的抗争精神，一个“空”字，饱含着对失败英雄的无限惋惜之情。
如果诗歌仅写及此，充其量也不过是对以前同类题材的又一次重复，并无新颖独特之处。所以作者又发出了“吁嗟乎”的感叹，并以“燕丹寡谋当灭身，田光自刎何足云，惜哉枉杀樊将军”的议论结束全诗，用此来评论这一历史事件及其有关人物。这三句才是画龙点睛的警策之语，它与众不同地开掘了新意，使全诗的主旨更加显豁深沉，意味无穷。“田光”是燕国的隐士，“智深而勇沉”，他向太子丹推荐了荆轲，又因太子丹心存疑虑而自刎。“樊将军”即樊于期，本为秦国大将，因得罪秦王而逃亡燕国，为了报仇雪恨，不惜自杀身亡，以头颅作为荆轲入秦的进献礼。
对于燕太子丹派遣荆轲入秦行刺，历来文人毁誉参半。苏洵认为：“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而《史记评林》中则引黄洪宪语： “故刺秦亦亡，不刺亦亡，故刺秦王非失计也。……当丹之时，垂绝之国，则荆轲未可非也。”两种观点，针锋相对。平心而论，当燕国濒临灭亡之际，荆轲等勇士不甘心为虏，见义勇为，奋起抗争，本身就具有反侵伐，反强暴的现实意义。尽管功败垂成，也使得横暴势力为之胆寒，他的行为是可歌可泣，感人肺腑的。何景明的议论并无半点责难荆轲之意。否则他就不会在诗中那样倾心地赞颂荆轲的义举和气节。他批评的只是燕太子丹缺少谋略，策划不周。的确，燕太子丹谋划此事时铸成了三处大错：一是无故怀疑荆轲改悔，不许他等来得力的助手，仓猝出发;二是错用秦舞阳，使荆轲在秦廷孤掌难鸣; 三是胁迫田光和樊于期自杀，自毁国内反秦的贤才。这些“寡谋”的表现最终酿成身亡国灭的惨祸，太子丹完全是咎由自取。另外，何景明对田光和樊于期的自刎也颇有非议，认为田光徒求“节侠”的虚名而轻生，于事无益，不足称道。而樊于期则未能如愿复仇，反而含恨九泉，尤其令人扼腕痛惜。由此看来，结尾的议论都是客观的，并能切中要害，表现了作者高明的史识，所以沈德潜称之“三语千古断案”，确实是精当之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