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家别·唐·杜甫》原文与赏析

唐·杜甫



寂寞天宝后, 园庐但蒿藜。

我里百余家, 世乱各东西。

存者无消息, 死者为尘泥。

贱子因阵败, 归来寻旧蹊。

久行见空巷, 日瘦气惨凄。

但对狐与狸, 竖毛怒我啼。

四邻何所有? 一二老寡妻。

宿鸟恋本枝, 安辞且穷栖。

方春独荷锄, 日暮还灌畦。

县吏知我至, 召令习鼓鞞。

虽从本州役, 内顾无所携。

近行止一身, 远去终转迷。

家乡既荡尽, 远近理亦齐。

永痛长病母, 五年委沟谿。

生我不得力, 终身两酸嘶。

人生无家别, 何以为蒸黎!



《无家别》是《三别》中的一篇。

《三别》这组叙事诗的“叙述人”不是作者,而是诗中的主人公(用主人公的语气写的)。《新婚别》写新郎当兵,新娘子送别;《垂老别》写老汉当兵,向老妻告别;《无家别》的主人公则是又一次被征去当兵的独身汉,既无人为他送别,又无人可以告别,然而在踏上征途之际,依然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仿佛是对老天爷倾吐他无家可别的悲哀。

从第一句“寂莫天宝后”到“一二老寡妻”,共十四句。这一大段总写乱后回乡所见。以“贱子因陈败,归来寻旧蹊”两句插在中间,将这一大段隔成两层。前一层,以追叙开头,写那个自称“贱子”的军人回乡之后,看见自己的乡里面目全非,一片荒凉,于是抚今追昔,概括地诉说了家乡的今昔变化。开头两句“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正面写今,但背面已藏着昔。天宝以前是“开元盛世”,那时候“我里百余家”,“园庐”相望,鸡犬相闻,当然并不“寂寞”。“天宝后”则遭逢世乱,居人各自东西,“园庐”荒废,“蒿藜”丛生,自然就分外“寂寞”了。一开头用这“寂寞”二字,渲染出满目萧条的景象,也表现出主人公触目伤怀的心情。“园庐但蒿藜”中的“但”字作“只”讲,“园庐”本来不是应长“蒿藜”的地方,而现在,那里却只有“蒿藜”,其他什么都没有了! “世乱”二字与“天宝后”呼应,写出了今昔变化的原因,也点明了“无家”可“别”的根源。“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两句,紧承“世乱各东西”而来,如闻“我”的叹闻之声;在写法上,与《石壕吏》中“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很相似,强烈地表现了主人公的悲伤情绪。

这两层虽然都是写回乡后所见,但写法却有变化。前一层概括全貌,后一层则描写细节,而以“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承前启后,作为过渡。“寻”字刻划入微,“旧”字含意深广。家乡的“旧蹊”走过千百趟,闭着眼都不会迷路,如今却要“寻”,见得已非“旧”时面貌,早被“蒿藜”淹没了。“旧”字追昔,应“我里百余家”;“寻”字抚今,应“园庐但蒿黎”。“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写“贱子”由接近村庄到进入村巷、访问四邻。前面写“园庐但蒿藜”,当然是接近村庄时所见,就距离说,用不着“久行”就可以进入村巷。“久行”承“寻旧蹊”来,传“寻”字之神。距离不远而需“久行”,见得“旧蹊”极难辨认,“寻”来“寻”去,绕了许多弯路。“空巷”言其无人,应“世乱各东西”。“日瘦气惨凄”一句,用拟人化手法,触景生情,烘托出主人公“见空巷”时的凄惨心境。“但对狐与狸”的“但”字与前面的“空”字照应,也作“只”讲。当年“百余家”聚居,村巷中人来人往,笑语喧阗,狐狸哪敢闯入;如今却只与狐狸相对了。而那些“狐与狸”竟反客为主,一见“我”就脊毛直竖,冲着“我”“怒”叫,好象责怪“我”不该闯入它们的“园庐”。巷子里既没人影,便进入邻家去看;然而遍访四邻,也只有“一二老寡妻”还活着! 与“老寡妻”相见,自然要互相问问别后情况、特别是自己的家庭情况。遇到不善于剪裁的作者,很可能要写一长串。但杜甫却把这些全省略了,给读者留下了驰骋想象的空间。而当读到后面的“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谿”时,就不难想见与“老寡妻”问答的内容和彼此激动的表情。

“宿鸟恋本枝,安辞且穷栖。方春独荷锄,日暮还灌畦。”——这在结构上自成一段,写主人公回乡后的生活。前两句,以“宿鸟”为喻,表现了留恋乡土的感情。后两句,写主人公怀着悲哀的感情又开始了披星戴月的辛勤劳动,希望能在家乡活下去,不管多么贫困和孤独。

从“县吏知我至”一直到末句“何以为蒸黎?”共十四句,为最后一段。这一大段写“无家”而又“别”离。“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鞞”,波澜忽起,出人意外。“县吏”老爷一声“令”下,“我”的一点可怜愿望立刻破灭了,他不会没有愤激之情吧! 但迫于形势,只能顺从,不能反抗。以下六句,层层转折。“虽从本州役,内顾无所携”,这是第一层转折:上句自幸,下句自伤。这次召“我”,据说只在本县操练,这当然比上一次远去前线好一些;然而上次出征,自己毕竟还有个家;这次虽然在本县服役,但内顾一无所有,既无人为“我”送行,又无人可以告别,怎能不令“我”伤心! “近行止一身,远去终转迷”,这是第二层转折。“近行”孑然一身,已令人伤感;但既然当兵,就得打仗,哪能老在本县操练!不难预料,将来终归要远去前线的。真是前途迷茫,未知葬身何处!“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这是第三层转折。回头一想,家乡已经荡然一空,自己横竖无依无靠,走到哪里还不都是一样,“近行”、“远去”,又有什么关系! 六句诗层层转折,愈转愈深,细致入微地描写了主人公听到“召令”之后的心理变化。如刘须溪所说:“写至此,可以泣鬼神矣!”沈德潜在讲到杜甫“独开生面”的表现手法时指出:

……又有透过一层法。如《无家别》篇中云:“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鼙。”无家客而遣之从征,极不堪事也;然明说不堪,其味便浅。此云“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转作旷达,弥见沉痛矣。

“永痛长病母”以下四句,追述母亡,极写无家之惨。《李白杜甫》一书中的译文是这样的:“想起俺久病的娘,痛彻心脾,卧病五年,已经埋在沟里。生俺个蠢儿子,太没出息,娘儿俩一辈子呼天抢地。”这里把“五年”理解为“长病”的时间,未必恰当;把“委”译成“埋”,更不合原意。安史之乱起于天宝十四年(755),到作者写这篇的乾元二年(759),恰好“五年”。作者的构思是:“我”被征去当兵,家里留下个“长病”的母亲。“五年”后“我”战败回家,母亲早已不在人世了! 说“委沟溪”,其意正在强调因“我”出征之故,“长病母”生前无人奉养,以致死去;死后又无人埋葬,以致丢弃山沟。所以紧接着就说:“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生我不得力”,正是指生前未能奉养、死后未能安葬两件事而言的。既然如此,把“终身两酸嘶”译成“娘儿俩一辈子呼天抢地”,也就值得商榷了。“酸”,心酸;嘶,声破也;合成一个词,作悲泣、悲咽解,这是发自内心的沉痛,释为“呼天抢地”的外向动作,与诗意不协调。至于把那个“两”理解为“娘儿俩”,虽然字面也可以讲通;但有的研究者认为它指的就是上述的两件事,也很有道理。这四句诗,是血脉贯通的。“我”“永痛”的事,就是“长病母”“委沟溪”;“我”“酸嘶”的事,就是生未能养、死未能葬。“终身”者,有生之年、未死之日也,与“永痛”相呼应,形成了感人至深的艺术力量。

前四句追述母亡,正所以写“无家”;极言母亡之痛,无家之惨。遭遇如此惨痛,可还要“召令习鼓鞞”! 于是以反诘作结:“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

“蒸黎”,百姓也;“何以”,怎样也。这两句诗的意思是:“已经整得人母亡家破,还要抓走,叫人怎样做老百姓呢?”就是说,这个老百姓没法做,做不下去了!

《无家别》是《三吏》《三别》组诗的最后一篇,具有收束整个组诗的作用。它以“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两句作结,是大有深意的。卢元昌指出:

先王以六族安万民,使民有有家之乐。今《新安》无丁,《石壕》遣妪,《新婚》有怨旷之夫妇,《垂老》痛阵亡之子孙,至战败逃归者又复不免,几于靡有孑遗矣! ‘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收足数章。

这段议论虽有美化“先王”之嫌,但用理想中的“先王”之世对比《三吏》《三别》所反映的残酷现实,并把“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看作整个组诗的收束语,确是很有见地的。

《三吏》《三别》是杜甫“即事名篇”的时事乐府,既吸取了乐府民歌的精华,又融古于今,尽脱窠臼,具有高度的艺术独创性。这首《无家别》,又是其中比较突出的篇章,在艺术表现方面颇有可供借鉴之处。

一、层次清晰,结构谨严。

第一大段写乱后回乡所见,以主人公行近村庄、进入村巷划分层次,由远及近,有条不紊。远景只概括全貌,近景则描写细节。第三大段写主人公心理活动,又分几层转折,愈转愈深,刻划入微。题目是《无家别》,故第一大段写出“无家”及其原因,第三大段写出“无家”之“别”及其原因,而以中间四句作为过渡。

二、用简炼、形象的语言,写富有特征性的事物。诗中“园庐但蒿藜”、“但对狐与狸”,概括性很强。“蒿黎”、“狐狸”,在这里是富有特征性的事物。谁能容忍在自己的房院田园中长满“蒿藜”?在人烟稠密的村庄里,“狐狸”又怎敢横行无忌?“园庐但蒿藜”、“但对狐与狸”,仅仅十个字,就把田庐荒废、人烟灭绝的惨象活画了出来。其他如“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也是富有特征性的。正因为是年老的“寡妻”,所以还能在那里苟延残喘。稍能派上用场的,如果不是事前逃走,就必然被统治者抓走。诗中的主人公不是刚一回村,就又被抓走了吗?

三、情景交融,将环境描写与人物塑造紧密地结合起来。诗中用第一人称,让主人公直接出面,对读者诉说他的所见、所遇、所感,因而不仅通过人物的主观抒情表现了人物的心理状态,而且通过环境描写也反映了人物的思想感情。几年前被统治者抓去当兵的“我”死里逃生,好容易回到故乡,满以为可以和骨肉邻里相聚了。然而事与愿违,看见的是一片“蒿黎”,走进的是一条“空巷”,遇到的是竖毛怒叫的“狐狸”,……真是满目凄凉,百感交集!于是连日头看上去也消瘦了,“日”无所谓肥、“瘦”,由于自己心情悲凉,因而看见日光黯淡,景象凄惨。正因为情景交融,人物塑造与环境描写结合,所以能在短短的篇幅里塑造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通过这个战败归来、家乡荡尽、仍不免于被捉去当兵的无家者的苦况,反映出当年战时人民的共同遭遇,对统治者的残暴、腐朽,进行了有力的鞭打。

郑东甫在《杜诗钞》里说:《无家别》,“刺不恤穷民也”。浦起龙在《读杜心解》里说:“‘何以为蒸黎?’可作六篇(指《三吏》、《三别》)总结。反其言以相质,直可云:‘何以为民上?’”——意思是:把百姓逼到没法做百姓的境地,又怎样做百姓的主上呢?看起来,这两位封建时代的杜诗研究者对《无家别》的思想意义的理解,倒是颇为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