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民歌·凤阳花鼓》原文与赏析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三年水淹三年旱，三年蝗虫闹灾殃。大户人家卖骡马，小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

凤阳，即凤阳府，府治在今安徽省凤阳县，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故里。凤阳花鼓，是当地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演出时，男的敲锣，女的打腰鼓，边演边唱。朱元璋篡夺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胜利成果登基称帝后，给他的故里凤阳带来了一连串的巨大灾难。朱元璋将凤阳定为中都，逼迫劳动人民流尽血汗为其供养大批的军队和官吏，还曾广发重兵，镇压以四大天王为首的农民义军，所以凤阳倍受搔扰，真是雪上添霜。天灾人祸使百姓饥寒交迫，只得卖儿鬻女，背井离乡，四处流亡。这首时政歌《凤阳花鼓》，正是这一残酷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

这首民歌共十一句，可分为三个层次。“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开头三句以说唱艺术的传统手法开篇，充满深情眷恋地歌唱家乡，句句不离 “凤阳”二字，强调那里以前本来是个 “好地方”。

接下去声情陡然一转，唱起了凤阳的现实。如今的凤阳再也没有了往昔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而是另一番让人心酸落泪的悲惨景象：“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三年水淹三年旱，三年蝗虫闹灾殃。”这是第二层。这里，作者以高度概括的手法，粗线条地勾勒出凤阳所蒙受的巨大灾难，将这灾难同朱元璋这个皇帝的出现联系起来，控诉他是为这块好地方种下祸根的罪魁祸首。这里，“三年”二字反复出现三次，并不是确指水、旱、蝗灾各占三年，而是意在突出强调这些天灾接连不断地反复出现，循环往复，无休无止;不仅如此，还有力地突出了作者哀痛欲绝的感情，造成浓烈的悲痛气氛。

巨大的灾难接连不断，像驱不散的阴霾，像挣不脱的恶梦，磐石般压在凤阳人的头上，使他们艰于呼吸，陷于绝境。于是，这里上演了无数的人间悲剧：“大户人家卖骡马，小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最后四句，以简笔勾勒的正是这出人间悲剧的轮廓。广有财富的富豪们开始破产，为了生存下去，只好卖掉骡马;一贫如洗的贫民们走投无路，只好强忍割肉撕心之痛，卖儿鬻女;无儿无女可卖者，只得背井离乡，流浪四方，身背花鼓抛头露面去卖唱。这里，紧紧抓住一个“卖”字着力描写，通过大户 “卖”、小户 “卖”，而 “奴家”无甚可 “卖”，只得去卖唱，突现了灾难的巨大、持久与波及面甚广，突出了作者自己孤苦无助的巨大哀痛。

这首令人心酸愤激的时政歌，通过一个“身背花鼓走四方”的卖艺女子之口，真实而概括地描绘出凤阳多灾多难的悲惨现实景况，道出了凤阳人民的悲苦愤怨，有力地控诉了朱元璋这个封建皇帝为非为祸的恶行罪状。

凝练概括，以大显微;对比衬跌，增加反映生活的力度。这是《凤阳花鼓》 在艺术上的两个鲜明的特色。

天灾人祸接连不断，生活惨象满目皆是，其形其状难以尽述，亦无以尽述。然则如何将其真实地反映出来，使欣赏者强烈地感受到这些现实呢?无名的诗人是高明的，她不斤斤于描摹细微枝节，而是抓住生活中最典型的事物特征，从大处着墨，三笔两笔勾勒出社会现实生活的大的轮廓，进行高度的艺术概括。抓住天灾频繁的事实，以 “三年”二字贯串时间，进行概括，突出其接踵而至、无止无休、迫人难以喘息的特点;抓住人们无以为生的现实，着力突出一个 “卖”字，浓缩罄其所有以求得生存的悲惨境状; “身背花鼓走四方”的卖艺女子的活动剪影，也是由概括之笔勾勒出来的。这些物象情状有机地组接在一起，仿佛构成了一幅大生活写意画，其中的无数细貌枝节，则由欣赏者被诗情引发的联想去补充再现。这便是于大处显细微。细微形貌则会因欣赏者联想之翼的翩然展开，而显现得更加丰富，更加真切。

这首民歌的主旨，是反映凤阳的灾难痛苦，抒发悲怨，但开篇三句却不直接进入正题，而是用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先赞其往昔之好，抒热烈开朗之情;然后便不再顺此思路唱下去，而是声情一变，突然转折，说凤阳现在的灾难，抒痛苦哀怨之情，直至煞尾。从内容上看，这是正反对比。从手法上看，这是衬跌，好像把水闸住，让水位提高，再让其跌落下去;从感情上看，这是欲抑先扬，有扬有抑。这样，也就有力地强化了反映生活、表达情感的力度与深度，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凤阳花鼓》是一首优秀的现实主义民歌，内容深刻，感情真切，特色鲜明，读之诵之令人扼腕叹息，经久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