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在临安，
职守京口，
北骑若来，
不降则走。
——清·陈衍《元诗纪事》卷四十五
洪起畏原是南宋京口守将。南宋末年，内忧外患，蒙古贵族带兵南下，企图一举灭宋。当元军入侵之初，这个外强中干的洪起畏在他职守的京口本境贴榜夸口道： “家在临安，职守京口，北骑若来，有死不走”。可是，当“北骑”真正到来时，他并非“有死不走”，而是“举郡以降”，将自己职守的地方拱手交给入侵者。义愤的群众便把洪原话的最后一句作了更改，以对这个贪生怕死不顾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昏官加以讽刺和抨击。
对昏官贪官的憎恶在该民歌中有十分鲜明的表示，它反映了人民对真善美的追求及对假丑恶的厌恶，体现了大众的道德评价和道德理想。从这首嘲讽苟安偷生的贪官昏官的歌谣中，还不难看出与民歌作者的道德评价和道德理想相应的感情表达方式。他们不虚饰自己的爱憎喜恶，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由于生活对于他们是残酷的，他们只能是以“我口唱我心”的方式对现实做出直接的评价，为此必然少却许多文饰。正如钟敬文先生所道，民歌“那形式上的主要特征，是质朴、是明快、是简练。它没有奢侈的装饰，没有故意的朦胧，没有那种厌人的拖泥带水，或可笑的忸忸怩怩，而这些现象是在不少文人的诗作里颇难免掉的。”民歌的这些特点使它别有一种纯朴刚健的美。如这首《嘲洪起畏》，将某人的原话略作改动而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显然颇能收到讽刺挖苦的效果，使得该民歌于刚健纯朴之外又包含着锋芒或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