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末，
三月初，
桑生裴雷柳叶舒。
荆笔杨板行诏书，
官中大马几作驴。
——清·杜文澜《古谣谚》卷八
西晋武帝司马炎死后，他的儿子司马衷继位，即晋惠帝。惠帝是个白痴，他即位初，外戚杨皇太后的父亲杨骏专权，楚王司马玮(晋武帝的第五个儿子)掌管朝政。这首童谣便是对当时腐朽政治的揭露和对愚蠢的统治者的辛辣讽刺。
“二月末，三月初”，歌谣一开始点明节令，从春天写起。在这样的季节，万物已开始复苏，展露出生机。第二句“桑生裴雷柳叶舒”，便是承接上句描写春天的景象。 “裴雷”，即蓓蕾。这里指桑树初生的嫩芽。这句是说，桑树已被春风染绿，长出了娇嫩的新芽，柳树也长出了新叶，轻柔的柳枝在春风中飘拂。这是一派春意盎然的图画。这三句，运用了我国古代民歌中常见的“兴”的手法。所谓“兴”，就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朱熹《诗集传》)，作用是为了引起下面要写的内容。此处写“桑”和“柳”，就是以此引出后一句的“荆”和“杨”，写法十分新颖精巧。
“荆笔杨板行诏书”，揭露惠帝时政治的腐败。 “荆”，此处指楚地，用来借指楚王司马玮。 “杨”，即指杨骏。 “板”，古代帝王的诏书写刻在板上，称“板”。通行纸张后，仍将诏书称“板”。这句意思是说，杨骏、司马玮把晋惠帝当作傀儡，二人把持朝政，专横跋扈。歌谣用“荆笔”、“杨板”代指二人专政，构思非常奇妙。 “荆”，又指一种丛生灌木， “荆笔”，意思是指用荆条作的笔。 “杨板”，也可理解成用杨木作的板。歌谣把这些当成表层意思，而把真正要揭露的杨、司马专权的事，隐藏在字义下面。这种曲折表达意思的双关手法，可以使歌谣广泛流传，即使是不谙世事的儿童，也能在不解其真正含义的情况下很容易地背记成诵。
最后一句， “宫中大马几作驴”，则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晋惠帝。晋惠帝是历史上少见的白痴皇帝。他听见蛤蟆的叫声，竟向左右曰：“此鸣官乎?私乎?”当时天下灾荒、动乱，许多百姓死于饥饿，惠帝听说后，却发问道：“何不食肉糜(肉饼)?”很难想象，这样一位白痴皇帝如何能够治理好国家。所以，歌谣中说， “宫中大马几作驴，”意思是指宫中的皇帝几乎与驴子差不多了，被人摆弄，当作傀儡。这里的“大马”是指惠帝。因为他姓司马，故用“大马”来暗指。读了这一句，人们并不感到比喻荒谬，反而觉得其构思巧妙，语言风趣，形象地勾勒出了愚蠢、昏庸的封建统治者的可笑嘴脸。
这首歌谣比喻生动，语意双关，笔调风趣，琅琅上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