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蔡一惇，必定沙门;
籍没家产，禁锢子孙。
大惇小惇，入地无门;
大蔡小蔡，还他命债。
——清·杜文澜辑《古谣谚》卷二十一
这首歌谣涉及了北宋历史上的另一重大历史事件，即“党人碑”事件。这是蔡京一伙的又一罪恶勾当。《宋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九：“时蔡京又自书奸党为大碑，颁于郡县，令监司长吏厅皆刻石”。所谓“奸党”，实指司马光、韩忠彦等政治上的反对派。蔡京不择手段地对这些人进行残酷的打击，后来发展到把连同他们有矛盾的人也统统定为奸党。同书又云： “戊午，诏： ‘重定元祐、元符党人及上书邪等者，合为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于庙堂’。”从此，元祐、元符年间臣僚，皆刻石著籍，并禁锢其子孙，表示永不录用。但对那些甘愿充当他们打手，善于阿谀逢迎的官员，则不遗余力地加以提拔。蔡京的势力因此“根株连结，牢不可破”。面对这种现状，天下愤恨，人民不安。《宋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七：“蔡卞劝章惇置局，命中书舍人蹇序辰及安惇看详。由是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士大夫或千里会逮，天下怨疾，有‘二蔡二惇之谣’。”以上所述，就是这首歌谣产生的背景。
开端两句，不涉及二蔡(即蔡京、蔡卞兄弟)及章惇等的具体罪恶，但“必定沙门”四字，则概括了他们的累累罪行，也表明了民歌作者及广大人民的极端愤慨。沙门：原指佛教徒的出家修行。这里指沙门岛，泛称因犯罪而被刺配去的边远地区。三、四两句，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含意在内，因蔡京等人曾用刻石著籍，禁锢子孙永不录用的办法，来对付元祐党人，使数百家、数百人遭难。民歌作者指出应反其道而行之，此类办法正适于对付蔡京一伙。五、六句以下，都是开端二句意思的进一步扩展。《大宋宣和遗事》卷上载：“徽宗建中靖国元年，用丞相章惇言，举蔡京为翰林学士。满朝上下皆喜谀侫，阿附权势，无人敢言其罪。”但实际蔡、章之罪，天下臣民不仅深知，而且恶之。 “入地无门”(一作“无地安身”)、 “还他命债”等歌谣内容，都是广大人民仇恨情绪的自然流露。
这首民歌全为四言体，继承了《诗经》四言的优良传统。同时以“赋”的白描笔法，直言其事其情。歌中见人即见事，情中存有理，整首作品在朴实、深刻中表现了十分自然的真实感，既可打动人心，又可琅琅上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