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门闭，
言路开;
城门开，
言路闭。
——《大宋宣和遗事》利集
这是封建社会中关于“开放言路”的歌谣，深刻地总结了一条历史的规律。
据《宋史·徽宗本纪》记载：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北边诸郡皆被金人攻陷，京城吃紧，宋徽宗在退位前一天“下诏罪己，令中外直言极谏，郡邑率师勤王，募草泽异才有所出奇计及使疆外者。”形势危急时欢迎“直言极谏”以挽救危局。《宋史·钦宗本纪》又记钦宗在登基时，于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丁卯朔日，受群臣朝贺时又下“求言诏”：“诏中外臣庶实封言得失。”又据《大宋宣和遗事》记载，当时“有监察御史余应求上书，诏赐章服。”因上书言事，而受到奖赏，得到一套漂亮衣服。可能因为接受了正确意见，复用主战派名臣李纲为右丞，致使形势有所好转，而言路却又闭塞了。当年二月就下诏“禁伏阙上书”。四月形势恶化，到五月丁丑，宋钦宗又下诏“以俭约先天下，澄冗汰贪，为民除害，……凡十有六事。”几经转折，到八月辛丑，又“诏求民之疾苦者十七事，悉除之。”这是《宋史》第二十三卷的纪录。正是这言路的一开一闭与形势的一松一紧成反比，引发了这首民谣。《宣和遗事》记曰：“盖自金人犯边，求言之诏凡几下，往往事缓则阻抑言者。当时民谣言： ‘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这真是一首绝妙的讽刺民谣。
“城门闭，言路开。”生动地说明了打开言路的原因是由于金兵入侵中原，形势十分危急，连京师的城门也被迫关闭了。为了度过难关，只好下诏求言，广开言路。在封建专制制度之下，这是较难得的。中国古代帝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曾实行过有限的“开放言路”的制度。相传远古贤君尧舜曾在朝廷之前树立谤木，人们有意见可刻于其上;周代有采风问政的官吏和献诗制度，后来又有谏官(言官)制度，允许臣民对朝政失误之处，拾遗补缺，提些意见。但这种言路开放的开明作法，只是一种远古民主制的残余，是不稳定的。帝王金口玉言，有绝对专制的权力。开明的帝王可能有限地开放言路，但随时可以关闭，使言者受到迫害。 “伴君如伴虎”，连敢于直谏的魏徵在开明天子唐太宗面前也常常有此临危之感。于是谤木也就变成了纯属装饰性的华表以显示帝王之尊贵了。
“城门开，言路闭”。说明形势有所好转时，城门开了，统治者又陶醉在歌功颂德的甜言蜜语之中，对批评性的意见又闭耳不闻了。一闭一开，一开一闭，与前面两句形成鲜明对照。言路一闭，那些敢于直言进谏批评朝政的人，就会遭殃，轻者被贬官、充军，重者被杀头、抄家，这样的事在历史上简直层出不穷。这首民谣通过这城门开闭与言路开闭的对比描写，两相对照，揭示了专制的封建社会中“开放言路”的本质规律。
这首民谣虽然只有短短十二个字，篇幅极短，但内容却极为丰富深刻，其语言艺术是甚为高超的。全篇四个三言句，其中的“言路”与“城门”都是两次重复， “开”与“闭”两次颠倒。去其重字，实际上只有六个字。但经过巧妙的排列组合，错综变化，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对比，从正反两个方面有力地表现了主题。正如刘彦和《文心雕龙》“檄移”篇所说： “文不雕饰，而辞切事明。”看似平常而技巧实高，黄庭坚曾说，一些杰出的文章“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豫章黄先生集·与王观复书》)这话对这首歌谣也是非常切合的。
虽字少句短，但这首民谣的音韵却是非常丰富而复杂的。有头韵(第一、三句的“城门”二字相押，第二、四句的“言路”相押。为ABAB交韵式)，有脚韵(第一、四句的“闭”相押，第二、三句的“开”相押，为ABBA抱韵式)。这种韵法与作家诗法很不相同，用完全同音的同字相押，在作家诗律中是犯忌的，但民谣中却常用，而且用得很自然，很和谐。这首民谣是很有代表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