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论秦理斋夫人事》原文与赏析

这几年来，报章上常见有因经济的压迫，礼教的制裁而自杀的记事，但为了这些，便来开口或动笔的人是很少的。只有新近秦理斋夫人及其子女一家四口的自杀，却起过不少的回声，后来还出了一个怀着这一段新闻记事的自杀者，更可见其影响之大了。我想，这是因为人数多，单独的自杀，盖已不足以招大家的青睐了。

一切回声中，对于这自杀的主谋者——秦夫人，虽然也加以恕辞：但归结却无非是诛伐。因为——评论家说——社会虽然黑暗，但人生的第一责任是生存，倘自杀，便是失职，第二责任是受苦，倘自杀，便是偷安。进步的评论家则说人生是战斗，自杀者就是逃兵，虽死也不足以蔽其罪。这自然也说得下去的，然而未免太笼统。

人间有犯罪学者，一派说，由于环境;一派说，由于个人。现在盛行的是后一说，因为倘信前一派，则消灭罪犯，便得改造环境，事情就麻烦，可怕了。而秦夫人自杀的批判者，则是大抵属于后一派。

诚然，既然自杀了，这就证明了她是一个弱者。但是，怎么会弱的呢?要紧的是我们须看看她的尊翁的信札，为了要她回去，既耸之以两家的名声，又动之以亡人的乩语。我们还得看看她的令弟的挽联：“妻殉夫，子殉母……”不是大有视为千古美谈之意吗?以生长及陶冶在这样的家庭中的人，又怎么能不成为弱者?我们固然未始不可责以奋斗，但黑暗的吞噬之力，往往胜于孤军，况且自杀的批判者未必就是战斗的应援者，当他人奋斗时，挣扎时，败绩时，也许倒是鸦雀无声了。穷乡僻壤或都会中，孤儿寡妇，贫女劳人之顺命而死，或虽然抗命，而终于不得不死者何限，但曾经上谁的口，动谁的心呢? 真是 “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责别人的自杀者，一面责人，一面正也应该向驱人于自杀之途的环境挑战，进攻。倘使对于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辞，不发一矢，而但向“弱者”唠叨不已，则纵使他如何义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说——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实乃是杀人者的帮凶而已。

五月二十四日。

【析】 瞿秋白曾说，“鲁迅的杂感其实是种社会论文——战斗的 ‘阜利通’ (feuilleton)”。①鲁迅后期的杂文尤如一部社会百科全书，抨击了现实的种种丑恶。作者以思想家的敏锐和文学家的犀利发人之未发，见人之未见，从现象揭示出本质，从平常开掘深刻，暴露出“黑暗的主力”。《论秦理斋夫人事》就是典型的这类文章。

该文发表于1934年6月1日《申报·自由谈》。秦夫人，原名龚尹霞，因不堪封建家庭的压迫，率子女四口服毒“顺命而死”。一时间，舆论大哗，各种对死者的责难纷至沓来，偷安呀，失职呀，逃兵呀等等，连进步的评论家也认为“虽死也不足以蔽其罪”。面对纷纷扬扬的批评，鲁迅没有人云亦云，而是透过表面事象窥见其深层次含义。他胜人一筹地看出，“自杀其实是不很容易，决没有我们不豫备自杀的人们所渺视的那么轻而易举的。”②若非痛不欲生，谁会选择死亡! 因此鲁迅断言秦夫人的死因不在她本人，而在于那个制造死亡的环境——是“黑暗的主力”吞噬了她。“尊翁的信札，令弟的挽联”，这被批评家有意无意忽略的事实，在鲁迅眼里正是封建礼教吃人的罪证。作为战斗的思想家，鲁迅对中国妇女的悲惨命运是有深刻理解的。他当然不赞同自杀，但他却从自杀中看出了环境的险恶。他的笔是在挖掘自杀的社会根源，从而激励人们向“驱人于自杀之途的环境挑战、进攻”。这正是鲁迅深刻和伟大之处。

暴露黑暗的主力吃人的本质，是鲁迅的宗旨。然而他却没有对此直白的议论，而是用侧面突破手法，从分析批评家的性格特征来反衬社会的残酷。这是些什么样的批评家呢?当弱者“奋斗时，挣扎时，败绩时”，他们是鸦雀无声的; 而当弱者死后，却来说三道四，“虽然也加以恕辞，但归结却无非是诛伐。”这完全是一副“二丑”嘴脸。这种强者面前是弱者，弱者面前是强者的性格特征，正是黑暗统治扭曲的结果!即使有人看到黑暗的主力，也不愿招惹它，因为“改造环境，事情就麻烦”，谁愿惹麻烦?对付强者有麻烦，而对付弱者却既能耐又安全，况且还能“使扯淡的嘴巴们觉得有些味道”，③因而谴责弱者便成为批评家的时髦的任务。所以鲁迅愤怒地指出，“倘使对于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辞，不发一矢，而但向 ‘弱者’唠叨不已”，“他其实乃是杀人者的帮凶而已。”鲁迅正是通过对被扭曲的批评家的批评，更有力地控诉了黑暗的主力。

《论秦理斋夫人事》的结构很富于特色。秦夫人自杀的根源，鲁迅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在剥笋式的结构安排中，由表及里层层深入地自然暴露出来，使读者觉得既自然又有力。亚里士多德说，美要靠结构安排。叙事文学是这样，议论性作品何尝不是如此。杂文结构的美，不仅能准确表达作者的思想，而且能产生强大的逻辑力量。《论秦理斋夫人事》便是一篇典范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