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书信《致蔡斐君》原文与赏析
斐君先生：
八月十一日信，顷已收到;前一回也收到的，因为我对于诗是外行，所以未能即复，后来就被另的杂事岔开，压下了。
现在也还是一样：我对于诗一向未曾研究过，实在不能说些什么。我以为随便乱谈，是很不好的。但这回所说的两个问题，我以为先生的主张，和我的意见并不两样，这些意见，也曾另另碎碎的发表过。其实，口号是口号，诗是诗，如果用进去还是好诗，用亦可，倘是坏诗，即和用不用都无关。譬如文学与宣传，原不过说：凡有文学，都是宣传，因为其中总不免传布着什么，但后来却有人解为文学必须故意做成宣传文字的样子了。诗必用口号，其误正等。
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
至于诗稿，却实在无法售去，这也就是第三个问题，无法解决。自己出版，本以为可以避开编辑和书店的束缚的了，但我试过好几回，无不失败。因为登广告还须付出钱去，而托人代售却收不回钱来，所以非有一宗大款子，准备化完，是没有法子的。
专此布复，并颂
时绥
迅 上九月二十日
【析】 这是鲁迅继1934年11月1日致窦隐夫的谈诗信后，全面陈述诗歌见解的又一封信。收信人蔡斐君，曾留学日本。1935年7月回国后，向鲁迅请教诗与口号、诗与散文的区别两个问题，又希望鲁迅能助自己的诗稿出版。这封复信，以坦诚的态度，简明的语言，对所提问题一一作答。同时。也就正面阐明着鲁迅自己的诗歌观。
鲁迅的诗歌观建立在对诗歌本性认识的基础上。诗歌的本性是什么? 鲁迅指出，它和口号判然有别：“口号是口号，诗是诗。”当然也不是散文，诗要有“格式”，“要有韵”。它是诗之成为诗的基本要素。这基本要素，参照鲁迅“另另碎碎的发表过”的“意见”，一言以蔽之，就是“诗美”。具体的说，诗美不是源出于议论的精湛、尖锐与否，而是本于诗人“发抒自己的热情的”。感情的抒发，忌讳走亢奋的呼叫，无关阑的迸发一途。因为“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做诗，否则锋芒太露，能将 ‘诗美’ 杀掉。”(见注)诗美也不能经由散文式的自由抒发感兴来获得，它寄存在诗的形式规范(如格式、韵) 中。可见，鲁迅所说的诗美，是诗人孕育于内成形于外的结晶，是诗人合规律创作诗歌的产物，是诗的内容和形式的有机整合。
诗人要酿造诗美，在鲁迅看来，除了抒发的情思要真切、形象，风格要含蓄又不失热烈之外，形式是绝不可忽略的。他要求诗人以历史的发展的观点处理好诗歌形式。一方面，诗要受到诗的文体束缚(须有形式)要顾及诗的民族传统和历史延续(要有韵)。另一方面，诗又不必拘泥于传统(不必依旧诗韵)，要顺应时代趋向积极革新(格式不要太严)。鲁迅的意见，和他对诗歌本性的认识有关，此外，也是考虑到诗歌接受者的审美情趣、欣赏可能而提出的。他认为，失去诗美的诗，一定不 能使接受者易懂、易记，读来顺口、动听。
从诗美原则出发，鲁迅着重分析了诗与口号关系。他强调，诗的倾向性、革命性，不应凭藉口号露骨地表现出来。宣传、口号因其“锋芒太露”，因其违背了诗的抒情特征，因其丧失了诗美本性，只能成为诗的反动。鲁迅也不排斥，特殊情况下，诗可以容纳口号。但容纳有着先决条件：口号不能损害诗的总体美学效应;它应化为诗的有机的组成部分，“用进去还是好诗。”即便如此，由此偏颇地反证 “诗必用口号”，“其误正等”“文学必须故意做成宣传文字。” 那种把文学等同于宣传，或把宣传作用提到文学首要的决定性地位的观点，恰恰是鲁迅一贯反对的。
本信所谈的诗的内容 和形式，创作和鉴赏，传统继承和现实发展等诸多问题，是鲁迅严肃思考的心得，不是“随便乱谈”的结果，因此，作为明了鲁迅诗歌观的重要文献，是尤其值得我们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