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书信《致曹聚仁》原文与赏析
聚仁先生：
二日的惠函，今天收到了。但以后如寄信，还是内山书店转的好。乔峰是我的第三个兄弟的号，那时因为要挂号，只得借用一下，其实我和他一月里，见面不过两三回。
《李集》我以为不如不审定，也许连出版所也不如胡诌一个，卖一通就算。论起理来，李死在清党之前，还是国民党的朋友，给他留一个纪念，原是极应该的，然而中央的检查员，其低能也未必下于邮政检查员，他们已无人情，也不知历史，给碰一个大钉子，正是意中事。到那时候，倒令人更为难。所以我以为不如 “自由”印卖，好在这书是不会风行的，赤者嫌其颇白，白者怕其已赤，读者盖必寥寥，大约惟留心于文献者，始有意于此耳，一版能卖完，已属如天之福也。
我现在真做不出文章来，对于现在该说的话，好像先前都已说过了。近来只是应酬，有些是为了卖钱，想能登，又得为编者设想，所以往往吞吞吐吐。但终于多被抽掉，呜呼哀哉，倘有可投《涛声》的，当寄上;先前也曾以罗怃之名，寄过一封信，后来看见广告，在寻这人，但因为我已有《涛声》，所以未复。
看起来，就是中学卒业生，或大学生，也未必看得懂《涛声》罢，近来的学生，好像“木”的颇多了。但我并不希望《涛声》改浅，失其特色，不过随便说说而已。
专复，并颂
著祺。
鲁迅 上六月三夜
【析】 窥视鲁迅内心世界的变化，似乎书信更是一种方式。因为这种朋友之间的私人通信，或许更能表现出鲁迅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特定的心态，特定的情绪，而从这些特定的心态和情绪中，也就更能清晰地看到鲁迅这位执着于现实人生的斗士的思想情感历程。如果我们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鲁迅这封《致曹聚仁》的信，对于更深层地理解鲁迅，是会有帮助的。
这封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书信，看上去并没有什么格外突出的地方，没有什么警句格言，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溢于字里行间的则是一种情绪，以及由情绪所传达出来的心态。在信中，这种情绪是一种对险恶的现实政治环境的忿然情绪。在信中，鲁迅提到 《李集》(即《李大钊文集》——著者注) 出版之事。由此可见鲁迅对五四时期的战友的深刻怀念，尤其是他的为使《李集》——友人遗著能得以顺利出版面世，更使我们体会到了鲁迅对于李大钊先生的深挚情感。当然，从另一方面，也表现了鲁迅的高超的“钻网”战术。在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和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制度下，鲁迅看清了当政的国民党政府的“无情”与 “无知”。鲁迅指出：“他们 (即指国民党当局——著者注)已无人情，也不知历史。”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按部就班地送给当局审定以谋出版，势必会“碰一个大钉子”。因此，必须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去出版《李集》——这也是一种战斗，一种冲破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战斗。
与这种情绪相联的是鲁迅特定的心态。同样，乍眼看上去，这种心态是一种无话可说的漠然心态。他说：“现在真做不出文章来，对于现在该说的话，好像先前都已说过了。近来只是应酬，有些是为了卖钱，想能登，又得为编者设想，所以往往吞吞吐吐”。的确，鲁迅此时似乎又有些“虚无”的意味了。其实不然，人们常说鲁迅一生都处在寂寞之中，而这种寂寞其实也就是鲁迅对现实人生的一种忧患的反应，并非消极的逃遁。这种心态是险恶的现实政治环境所造成的，而鲁迅对于现实政治环境的忿然情绪，则已经在认清其本质之后作了清晰的表述。这样，其情绪，其心态的特点，也就不难为人们所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