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正是时候》原文与赏析

“山梁雌雉，时哉时哉!” 东西是自有其时候的。

圣经，佛典，受一部分人们的奚落已经十多年了，“觉今是而昨非”，现在就是复兴的时候。关岳，是清朝屡经封赠的神明，被民元革命所闲却;从新记得，是袁世凯的晚年，但又和袁世凯一同盖了棺;而第二次从新记得，则是在现在。

这时候，当然要重文言，掉文袋，标雅致，看古书。

如果是小家子弟，则纵使外面怎样大风雨，也还要勇往直前，拚命挣扎的，因为他没有安稳的老巢可归，只得向前干。虽然成家立业之后，他也许修家谱，造祠堂，俨然以旧家子弟自居，但这究竟是后话。倘是旧家子弟呢，为了逞雄，好奇，趋时，吃饭，固然也未必不出门，然而只因为一点小成功，或者一点小挫折，都能够使他立刻退缩。这一缩而且缩得不小，简直退回家，更坏的是他的家乃是一所古老破烂的大宅子。

这大宅子里有仓中的旧货，有壁角的灰尘，一时实在搬不尽。倘有坐食的余闲，还可以东寻西觅，那就修破书，擦古瓶，读家谱，怀祖德，来消磨他若干岁月。如果是穷极无聊了，那就更要修破书，擦古瓶，读家谱，怀祖德，甚而至于翻肮脏的墙根，开空虚的抽屉，想发见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宝贝，来救这无法可想的贫穷。这两种人，小康和穷乏，是不同的，悠闲和急迫，是不同的，因而收场的缓促，也不同的，但当这时候，却都正在古董中讨生活，所以那主张和行为，便无不同，而声势也好像见得浩大了。

于是就又影响了一部分的青年们，以为在古董中真可以寻出自己的救星。他看看小康者，是这么闲适，看看急迫者，是这么专精，这，就总应该有些道理。会有仿效的人，是当然的。然而，时光也绝不留情，他将终于得到一个空虚，急迫者是妄想，小康者是玩笑。主张者倘无特操，无灼见，则说古董应该供在香案上或掷在茅厕里，其实，都不过在尽一时的自欺欺人的任务，要寻前例，是随处皆是的。

六月二十三日。

【析】 正是时候，正是什么时候呢?

翻开作品的年代，读者就会明白这正是国家充满内忧外患的时候。日寇继侵占东三省后，又虎视耽耽于东北;国民党当局则“攘外必先安内”，除加紧对苏区的军事“围剿”外，还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复古逆流。一时间尊孔祭孔，复兴文言甚嚣尘上，“恰如用棍子搅了一下停滞多年的池塘，各种古的沉滓、新的沉滓，就都翻着筋斗漂上来”。①面对这沉滓的泛起，鲁迅给予了坚决反击，相继写下了一系列光辉的杂文，《正是时候》即是其一，它和《此生或彼生》同时作于1934年6月23日。如果说后者直接针对的是汪懋祖，那前者便是将矛头对准整个复古派，因而其思想更深刻，令人回味的也更多。

杂文是要论理的。但鲁迅杂文从不空发议论，而是通过形象——一种非一般文学形象的特殊的 “杂文形象”来阐述深刻的哲理。《正是时候》就是通过这一杂文形象来批判复古派的。首先，鲁迅以事实形象地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曲折性。“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孔子讲，山梁上的雌雉很识时务，地上没有危险，才飞下来觅食。泛起的沉滓不就和野鸡一样吗?革命来了它便“盘起辫子”，而气候稍对它有利便立即蠢蠢欲动。本来经过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冲击后，“圣经”“佛典”已受人奚落，关岳也被闲却，而今却“重新记得”。“觉今是而昨非”，鲁迅将陶潜先生的话反其意而用之，摸拟复古派的语气，不仅反映出了中国现代发展的曲折性，而且从侧面暴露了复古派 “别样的目的”。②

这篇作品杂文形象的另一个特征，是以生动新颖、内涵丰富的物质形象寄寓某种思想，把抽象具象化。旧文化就象“一所古老破旧的大宅子”，这形象是新颖生动又富于内涵的。因为它“古老破旧”，必定墙根肮脏、堆满灰尘; 又由于是“大宅子”，自然会有各式各样的旧货，破书、古瓶、家谱、祖德，“宝贝”应有尽有。然而读者却从这无所不有的大宅子中嗅出了各种霉烂发臭的气味，因而只能加深人们对这所大宅子的极端厌恶和反感。

鲁迅的杂文形象还善镂刻出各类复古者空虚的灵魂。小康者有坐食余闲，当然要修破书、擦古瓶;穷极无聊者，就更要读家谱、怀祖德。寥寥数语，神情毕肖地活画了没落子弟百无聊赖的心态。对于青年，鲁迅则寄予着热情，因为他们不谙世事，看小康者和急迫者都在弄古董，便以为“有些道理”，也就跟着仿效起来，然而事实只会使他们陷入空虚。通过对这几种人的心态描述，解剖了一些人精神的卑下，既鞭鞑了复古派的丑恶，也指出了严重的社会病态，同时更给年轻一代敲响了不要盲从的警钟，是以特殊方式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呐喊。

鲁迅的杂文形象无论呈现什么特征，都始终贯穿着一个议论主人公的形象。鲁迅是战士，“鲁迅的杂文是鲁迅用来斗争的主要武器，同时又是鲁迅的很深广的思想的主要记录”。③这篇文章内容的深广，也正在于，鲁迅是透过现实社会中的某些现象、向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掘进，去发现传统文化中那种不思进取、守旧退缩的深层层面，并加以描发，使之成为现实社会中人的勋鉴。这是我们从文章中得到的又一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