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女人未必多说谎》原文与赏析

侍桁先生在《谈说谎》里，以为说谎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弱，那举证的事实，是：“因此为什么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

那并不一定是谎话，可是也不一定是事实。我们确也常常从男人们的嘴里，听说是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多，不过却也并无实证，也没有统计。叔本华先生痛骂女人，他死后，从他的书籍里发见了医梅毒的药方;还有一位奥国的青年学者，我忘记了他的姓氏，做了一大本书，说女人和谎话是分不开的，然而他后来自杀了。我恐怕他自己正有神经病。

我想，与其说“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不如说“女人被人指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的时候来得多”，但是，数目字的统计自然也没有。

譬如罢，关于杨妃，禄山之乱以后的文人就都撒着大谎，玄宗逍遥事外，倒说是许多坏事情都由她，敢说“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的有几个。就是妲己，褒姒，也还不是一样的事?女人的替自己和男人伏罪，真是太长远了。

今年是“妇女国货年”，振兴国货，也从妇女始。不久，是就要挨骂的，因为国货也未必因此有起色，然而一提倡，一责骂，男人们的责任也尽了。

记得某男士有为某女士鸣不平的诗道：“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二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快哉快哉!

一月八日。

【析】 妇女问题，是鲁迅毕生十分关注并执着探求解决的社会诸问题之一。鲁迅先生对妇女的悲惨遭遇和不幸地位非常同情，并把妇女问题与社会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进行更深远意义的思考，认为妇女解放的程度，终究是衡量社会解放的一个尺度。

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成了一整套压迫妇女的残酷制度，亦造成了人们对于妇女的种种歧视偏见。制度保护了偏见，偏见维护了制度，致使妇女陷于极其卑弱的境地而不能自拔。历史已经进入20世纪30年代，但是对妇女的偏见却有增无减，只不过是变换手法，花样翻新而已!

鲁迅有感于此，所以写了这篇文章，指出偏见是怎样的使中外的一些专家、学者，当众出丑的。

偏见，是偏于一方面的意见，亦即成见。基于此，必须以全面的、周详的道理，确凿的、科学的事实，才能指出偏见的错误，使人们看清楚偏见是怎样的既害己又害人，而必须加以克服与纠正了。

侍桁先生即韩侍桁先生。在30年代文坛上，他是自诩为唯物主义的批评家。叔本华先生是德国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奥国的青年学者”即奥地利的华宁该尔。他们三位国籍不同，但都是学者、专家，都是极端卑视妇女(或仇视妇女)的偏见家，都是有文章、著作传世的。以他们的渊博学识，过人的智慧，似不应为历史偏见所左右、所蒙骗，不应得出“女人和谎话是分不开的” 的结论。然而他们往往不正视大量的客观事实，得出所谓“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的荒谬结论。

如果说以上是通过中国的和外国的学者、专家的言行，戮穿了 “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的谎言，那么下面则从历史和现实的比照中，说明女人没有说话的权利和申辩的自由，只有背着一切罪名的义务。虽然，男人们可以对女人凌辱了再凌辱，但是历史却停滞着，这不是尤可悲哀的事吗?!

历史书上曾编造出这样的谎言，夏朝、殷朝衰亡的原因是女色祸国，唐朝的中兴是因为唐玄宗能诛戮贵妃。一言以蔽之，女人成了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这是历史家的偏见。从现实来看，1933年12月由四团体邀各界开会，决定1934年为 “妇女国货年”。振兴国货，从妇女开始，仿佛妇女地位得到了提高。然而事实是国货绝不会有起色的 (30年代外国资本主义商品的侵入，民族工业的凋弊，农村经济的破产等)。这里又预设了一个罪名，等着妇女们去承受，而男子们则可以慷慨陈词，再一次地指责女子们的误国误民了。

文章最后一段，仿佛与标题关系不大，实际上，它是本文主题的概括与升华。通过所引古代的诗歌，揭示了历史家的偏见是如何的荒谬绝伦，也指出了当时(即1934年) 的统治者是多么的聪明、狡猾。他们都在变着法儿，想着招儿让女人替自己伏罪。然而“二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的反嘲，毕竟道出了无法更改的真实。“竖降旗”者，“君王”也，并非女子! 鲁迅先生奉劝中国的、外国的学者、专家们，统治者们，再不要把一切本来是自己一手制造的谎言与罪名，强加在已经够卑够弱的女子们身上，而多来点反躬自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