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书信《致许广平》原文与赏析

鲁迅书信《致许广平》原文与赏析

广平兄:

来信收到了。今天又收到一封文稿,拜读过了,后三段是好的,首一段累坠一点,所以看纸面如何,也许将这一段删去。但第二期上已经来不及登,因为不知“小鬼”何意,竟不题作者名字。所以请你捏造一个,并且通知我,并且必须于下星期三上午以前通知,并且回信中不准说 “请先生随便写上一个可也” 之类的油滑话。

现在的小周刊,目录必在角上者,是为订成本子之后,读者容易翻检起见,倘要检查什么,就不必全本翻开,才能够看见每天的细目。但也确有隔断读者注意的弊病,我想了另一格式,如下:

录 目



则目录既在边上,容易检查,又无隔断本文之弊,可惜《莽原》第一期已经印出,不能便即变换了,但到二十期以后,我想“试他一试”。至于印在末尾,书籍尚可,定期刊不合宜,擅起此种“心理作用”,应该记大过二次。

《莽原》第一期的作者和性质,都如来信所言,但长虹不是我,乃是我今年新认识的。意见也有一部分和我相合,而是安那其主义者。他很能做文章,但大约因为受了尼采的作品的影响之故罢,常有太晦涩难解处;第二期登出的署著C.H.的,也是他的作品。至于《棉袍里的世界》所说的“掠夺”问题,则敢请少爷不必多心,我辈赴贵校教书,每月明明写定“致送修金十三元五角正”。既有“十三元五角”而且“正”,则又何“掠夺”之有也欤哉!

割舌之罚,早在我的意中,然而倒不以为意。近来整天的和人谈话,颇觉得有点苦了,割去舌头,则一者免得教书,二者免得陪客,三者免得做官,四者免得讲应酬话,五者免得演说;从此可以专心做报章文字,岂不舒服。所以你们应该趁我还未割去舌头之前听完《苦闷之象征》,前回的不肯听讲而逼上午门,也就应该记大过若干次。而我的六十分,则必有无疑。因为这并非“界限分得太清”之故,我无论对于什么学生,都不用“冲锋突围而出”之法也。况且,窃闻小姐之类,大抵容易“潸然泪下”,倘我挥拳打出,诸君在后面哭而送之,则这一篇文章的分数,岂非当在0分以下?现在不然,可知定为六十分者,还是自己客气的。

但是这次试验,我却可以自认失败,因为我过于大意,以为广平少爷未必如此“细心”,题目出得太容易了。现在也只好任凭占卦抽签,不再辩论,装作舌头已经割去之状。惟报仇题目,却也不再交卷,因为时间太严。那信是星期一上午收到的,午后即须上课,更无作答的工夫,一经上课,则无论答得如何正确,也必被冤为“临时预备夹带然后交卷”,倒不如拚出,交了白卷便宜。

今天《京报》上,不知何以琴心问题忽而寂然了,听说馆中还有琴心文四篇,及反对他的十几篇,或者都就此中止,也未可知。今天但有两种怪广告,——欧阳兰及“宇铨先生” ——后一种更莫名其妙。《北大日刊》上又有一个欧阳兰启事,说是要到欧洲去了。

中国现今文坛 (?)的状态,实在不佳,但究竟做诗及小说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 《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得想引出些新的这样的批评者来,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可惜现在所收的稿子,也还是小说多。

鲁迅

四月二十八日

【析】 1925年3月11日许广平写第一封信向鲁迅求教;一个月后,她和同学林卓凤一起,第一次来到西三条鲁迅家拜访。对他们师生来说,这一天可以说是揭开了二人关系上崭新的一页。以后的通信,虽说仍然畅谈社会人生种种,却多出了一份情愫、一份特殊的愉悦和轻松,可以说开始带上 “情书” 的性质。

这封4月28日的回信,是许广平到西三条来“探险”后,鲁迅的第二封回信。在此以前三封信,许广平已将署名的“学生”称谓改为 “小鬼”,且在前用括号加以说明“鲁迅先生听承认之名”,而鲁迅前一封回信中也正式启用了这一亲昵的称呼。这封信里,鲁迅又增加了一份亲切。开始即要许广平为自己投的稿“捏造一个”署名来,“并且回信中不准说 ‘请先生随便写上一个可也’之类的油滑话”。“不准说”三字,貌似严厉,实却温和。对鲁迅来说,非亲近的人不会如此之用。除了“小鬼”的昵称外,此信中新出现了两次叫许广平为“少爷”的戏称。一次是劝“少爷”不必担心被他“掠夺”,因为对青年,鲁迅一向甘作他们的牺牲,何况又是许广平这样的进步学生。另一次更有趣,对着许广平来信中胜利地回答了鲁迅上一封信 “我所坐的玻璃窗的房子的屋顶,似什么样子的”这一问题,鲁迅责备自己过于大意,“以为广平少爷未必如此‘细心’,题目出得太容易了。”从这些称呼的变换越来越随便,表述口气越来越温和,且喜悦地容许许广平的调皮并报以玩笑,都可以看出鲁迅对许广平已开始拆去二人之间那一层师生界限,渐渐向许广平热情的吸引靠近。

这封信如同鲁迅的其余作品一样,显示了他始终作为旧社会的捣乱者的坚强决心。许广平上封信引用《猛进》杂志上徐炳昶的反语: “鲁迅的嘴真该割去舌头,因为他爱张起嘴乱说,把我们国民的丑德都暴露出来了。”鲁迅则表示“割舌之罪,早在我的意中,然而倒不以为意”;以下写“割舌”的种种“好处”,是对旧势力向他的围攻的嘲讽。信后又顺便提到“中国现今文坛 (?) 的状况,实在不佳”。“文坛”后带一问号,暗示当时中国并没有真正的文坛存在。信中又表示了鲁迅最希望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稿件,说明他的目的主要还是要“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鲁迅也明白,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他所以扶助、组织青年写文章、办《莽原》一类刊物,并花大力气在这些刊物的内容及编排上 (如该信开头与许广平讨论 《莽原》刊头),大半也就为由此引些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总之,信中虽大多谈二人之间的一些琐事、趣事,却处处闪烁着战斗的光芒。

轻松的笔调与战斗的思想光芒并在,让人们看到一个伟大的战士是如何将他的事业和感情同时融汇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