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书信《致孙伏园》原文与赏析
伏园兄：
今天《副镌》上关于爱情定则的讨论只有不相干的两封信，莫非竟要依了钟孟公先生的“忠告”，逐渐停止了么?
我以为那封信虽然也不失为言之成理的提议，但在变态的中国，很可以不依，可以变态的办理的。
先前登过的二十来篇文章，诚然是古怪的居多，和爱情定则的讨论无甚关系，但在别一方面，却可作参考，也有意外的价值。这不但可以给改革家看看。略为惊醒他们黄金色的好梦，而“足为中国人没有讨论的资格的左证”，也就是这些文章的价值之所在了。
我交际太少，能够使我和社会相通的，多靠着这类白纸上的黑字，所以于我实在是不为无益的东西。例如“教员就应该格外严办”，“主张爱情可以变迁，要小心你的老婆也会变心不爱你”，之类，着想都非常有趣，令人看之茫茫然惘惘然;倘无报章讨论，是一时不容易听到，不容易想到的，如果“至期截止”，杜塞了这些名言的发展地，岂不可惜?
钟先生也还是脱不了旧思想，他以为丑，他就想遮盖住，殊不知外面遮上了，里面依然还在腐烂，倒不如不论好歹，一齐揭开来，大家看看好。往时布袋和尚带着一个大口袋，装些另碎东西，一遇见人，便都倒在地上道，“看看，看看。”这举动虽然难免有些发疯的嫌疑，然而现在却是大可师法的办法。
至于信中所谓揭出怪论来便使“青年出丑”，也不过是多虑，照目下的情形看，甲们以为可丑者，在乙们也许以为可宝，全不一定，正无须乎替别人如此操心，况且就在上面的一封信里，也已经有了反证了。
以上是我的意见： 就是希望不截止。若夫究竟如何，那自然是由你自定，我这些话，单是愿意作为一点参考罢了。
迅
六月十二日
【析】 孙伏园是鲁迅的学生，时任北京《晨报副刊》 主编。鲁迅给他的信，所谈的都是 《晨报》 副刊《副镌》 上 “关于爱情定则的讨论” 的问题。
事情的起源是这样： 一位陈姓女士断了和一位沈姓男士的爱情，而与另一叫谭熙鸿的人相爱，而谭则为当时北京大学教授。1923年4月29日，《副镌》上刊出张竞生就此事所作 《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其中提出所谓“爱情定则”四条——一曰“有条件的”，二曰 “是比较的”，三曰 “可变迁的”，四曰 “夫妻为朋友的一种”。文章刊出后，引起争论，孙伏园遂在《副镌》辟出专栏，以“爱情定则的讨论”为题，陆续发表文章。从张文发表开始到6月20日结束，历时五十余天，发表有关文章24篇，在当时的知识界引起轰动。
鲁迅先生显然是针对当日《副镌》上发表了与这场讨论“毫不相干”的两封信，心中有所感触、不吐不快而致函编者的。他始终关注着这场讨论，诚如信中所言，他认为“可作参考，也有意外的价值”，“这不但可给改革家看看，略为惊醒他们黄金色的好梦”，并对他自己也“实在是不为无益”。
在此之前《副镌》所登的20来篇文章，“诚然是古怪的居多”。如5月18日的一篇文中云：谭熙鸿“受过高等教育，又为全国最高学府的师表……所以他受道德的判裁，应该比普通人严几倍”，还有一署名为张畏民的文章说：“谭君若承认张君的定则是对的，那末就应该完全限制陈女士的自由，千万别叫她再和社会去交际!否则若再遇见一个条件比你优的……”。仅仅是一场极平常的恋爱经历，竟然引起这多人的大动干戈，唱出这些“古怪”的论调，无非是陈女士的举动蔑视和冲破了那千百年残害中国女性的封建节烈观念。鲁迅辛辣地讥讽这些“名言”，“着想都非常有趣，令人看之茫茫 然惘惘然”。
鲁迅从来就把男女青年追求爱情与婚姻的自由，看作是对封建节烈观的反抗。在《娜拉走后怎样》这篇著名演说中，他认为男女平等、女子的自由等等，都不是一个个孤立的问题，它们必须与整个社会的经济分配权联系起来加以解决。后来他又对妇女们说，“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①鲁迅清醒地认识到，在一个没有解放的社会里，不可能有真正的妇女解放。在他的小说《伤逝》中，涓生拿资产阶级的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洋鬼子学说”，去拯救封建闺阁牢笼中的子君，可他却同时又给子君戴上了资产阶级的枷锁，将其推入另一个无底的深渊。最终死于封建礼教和“洋鬼子学说”“病毒并发症”②的子君，实质上成了封建礼教的殉葬之物，而涓生这位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武装自己的“改革家”之“金黄色的梦”，也悲剧般地幻灭。这不是涓生、子君两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社会的悲剧。鲁迅期望借助报纸的讨论，让那些 “一时不容易听到” 的“名言” 去惊醒那些涓生式的 “改革家” 们，这同他《伤逝》的创作意图是共通的，更何况不须一枪一弹，坐收其效，这“意外的收获”，何乐而不为呢! 他真心希望这场讨论能持续更久一些。
6月12日 《副镌》上的两封信，一个主张对陈女士去沈就谭持“中立态度”，另一个叫钟孟公的，则攻击这场讨论“除了是为中国人没有讨论的资格的左证之外，毫无别的价值”，因此他“忠告”记者应提出期限，“至期截止”，以免青年“出丑”。看看，这些封建卫道士们终于按捺不住、跳将而出了。
富于战斗精神的鲁迅，历来痛恨中庸之道，“中立态度”和第三者的旁观态度只能招致他的鄙视和谴责。信中，鲁迅尖刻地讥讽钟孟公的所谓“忠告”是：“他以为丑，他就想遮盖住，殊不知外面遮上了，里面依然还在腐烂。“这里所说的“丑”和“腐烂”着的，不就是千百年来禁锢人们思想精神的封建枷锁吗!因此，鲁迅希望孙伏园莫要依了钟孟公，以便将那些腐朽的东西尽可能多地揭示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像五代时的高僧布袋和尚那样，“不论好歹，一齐揭开来，大家看看好”。
鲁迅的希望 “不截止”，还有另一个因素。他说“我交际太少，能够使我和社会相通的，多靠着这类白纸上的黑字”。报纸作为社会的窗口，是鲁迅了解社会动向、猎取批判目标的重要途径，试想若无这场讨论，上述奇谈怪论多半是“不容易听到的”，让它们充分暴露出来，以警世人，尔后口诛笔伐，无情鞭笞，恐怕这才是鲁迅先生的愿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