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空谈》原文与赏析
一
请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为然的，但并非因为怕有三月十八日那样的惨杀。那样的惨杀，我实在没有梦想到，虽然我向来常以“刀笔吏”的意思来窥测我们中国人。我只知道他们麻木，没有良心，不足与言，而况是请愿，而况又是徒手，却没有料到有这么阴毒与凶残。能逆料的，大概只有段祺瑞，贾德耀，章士钊和他们的同类罢。四十七个男女青年的生命，完全是被骗去的，简直是诱杀。
有些东西——我称之为什么呢，我想不出——说：群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这些东西仿佛就承认了对徒手群众应该开枪，执政府前原是“死地”，死者就如自投罗网一般。群众领袖本没有和段祺瑞等辈心心相印，也未曾互相钩通，怎么能够料到这阴险的辣手。这样的辣手，只要略有人气者，是万万豫想不到的。
我以为倘要锻炼群众领袖的错处，只有两点：一是还以请愿为有用; 二是将对手看得太好了。
二
但以上也仍然是事后的话。我想，当这事实没有发生以前，恐怕谁也不会料到要演这般的惨剧，至多，也不过获得照例的徒劳罢了。只有有学问的聪明人能够先料到，承认凡请愿就是送死。
陈源教授的《闲话》说：“我们要是劝告女志士们，以后少加入群众运动，她们一定要说我们轻视她们，所以我们也不敢来多嘴。可是对于未成年的男女孩童，我们不能不希望他们以后不再参加任何运动。”(《现代评论》六十八)为什么呢?因为参加各种运动，是甚至于像这次一样，要“冒枪林弹雨的险，受践踏死伤之苦”的。
这次用了四十七条性命，只购得一种见识：本国的执政府前是“枪林弹雨”的地方，要去送死，应该待到成年，出于自愿的才是。
我以为“女志士”和“未成年的男女孩童”，参加学校运动会，大概倒还不至于有很大的危险的。至于“枪林弹雨”中的请愿，则虽是成年的男志士们，也应该切切记住，从此罢休!
看现在竟如何。不过多了几篇诗文，多了若干谈助。几个名人和什么当局者在接洽葬地，由大请愿改为小请愿了。埋葬自然是最妥当的收场。然而很奇怪，仿佛这四十七个死者，是因为怕老来死后无处埋葬，特来挣一点官地似。万生园多么近，而四烈士坟前还有三块墓碑不镌一字，更何况僻远如圆明园。
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
三
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我对于这回的牺牲者，非常觉得哀伤。
但愿这样的请愿，从此停止就好。
请愿虽然是无论那一国度里常有的事，不至于死的事，但我们已经知道中国是例外，除非你能将“枪林弹雨”消除。正规的战法，也必须对手是英雄才适用。汉末总算还是人心很古的时候罢，恕我引一个小说上的典故：许褚赤体上阵，也就很中了好几箭。而金圣叹还笑他道： “谁叫你赤膊?”
至于现在似的发明了许多火器的时代，交兵就都用壕堑战。这并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在战士不多的地方，这生命就愈宝贵。所谓宝贵者，并非“珍藏于家”，乃是要以小本钱换得极大的利息，至少，也必须卖买相当。以血的洪流淹死一个敌人，以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已经是陈腐的话了。从最新的战术的眼光看起来，这是多么大的损失。
这回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阴毒的心，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
四月二日。
【析】“三一八”惨案后，鲁迅在极度的悲愤中写了一系列文章，借以纪念牺牲者和揭露执政府和帮闲文人的凶残和阴毒。本文是继《记念刘和珍君》后写的又一篇杂文，继续揭露反动军阀及其帮闲文人的“阴毒与凶残”，并认真从“三一八”惨案中总结了经验教训。指出“这回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阴毒的心，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即应在今后的斗争中采用“壕堑战”。
杂文是鲁迅最有效的战斗武器之一，因而他的杂文都是为了更灵便地“制强敌的死命”投出的匕首、投枪。如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所言：“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 ‘社会论文’——战斗的 ‘阜利通’(feuilleton)。谁要是想一想这近二十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这种文体发生的原因。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不但这样，这里反映着 ‘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论文(阜利通—feuilletion)的代名词。自然，这不能代替创作，然而它的特点是更直接的更迅速的反映社会上的日常事变。”
在这篇杂文中，充分地体现了鲁迅杂文的特点。首先是迅捷性。即“更直接更迅速的反映社会上的日常事变”。惨案发生后，鲁迅不仅愤怒地斥责刽子手和帮闲文人，指出这是一件“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阴狠残虐的行为，对死难者表达了他深深的悲哀，而且及时从血的教训中为民众总结出极宝贵的教训。教继续战斗的人们从此停止这样的请愿 ，尤其在“战士不多的地方，这生命就愈宝贵”，因而今后战斗应采用“壕堑战”，“以小本钱换得极大的利息”。其次是一语中的的讽刺，似投枪，似匕首。如对陈西滢等人关于惨案应由 “群众领袖负道义上的责任”，及他在《闲话》 中的 “劝告”等的批驳都辛辣尖刻，在烈火似的讽刺中，给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以毁灭性的打击。正如鲁迅所言： “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微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悔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 *
全文语言凝炼，流畅。不足两千的文字，充满激越悲愤的情愫。如作者为文章选定“空谈”为题，折射出作者对执政府卑劣手段的愤慨。又如作者关于群众领袖“一是还以请愿为有用;二是将对手看得太好了”的两点“错处”的“披露”，凝重得如泰山压顶，字字千钧; 落墨时却又简炼得如左史笔法，洗练晓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