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看书琐记》原文与赏析
高尔基很惊服巴尔札克小说里写对话的巧妙，以为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却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像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八月份《文学》内《我的文学修养》)
中国还没有那样好手段的小说家，但《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其实，这也并非什么奇特的事情，在上海的弄堂里，租一间小房子住着的人，就时时可以体验到。他和周围的住户，是不一定见过面的，但只隔一层薄板壁，所以有些人家的眷属和客人的谈话，尤其是高声的谈话，都大略可以听到，久而久之，就知道那里有那些人，而且仿佛觉得那些人是怎样的人了。
如果删除了不必要之点，只摘出各人的有特色的谈话来，我想，就可以使别人从谈话里推见每个说话的人物。但我并不是说，这就成了中国的巴尔札克。
作者用对话表现人物的时候，恐怕在他自己的心目中，是存在着这人物的模样的，于是传给读者，使读者的心目中也形成了这人物的模样。但读者所推见的人物，却并不一定和作者所设想的相同，巴尔札克的小胡须的清瘦老人，到了高尔基的头里，也许变了粗蛮壮大的络腮胡子。不过那性格、言动，一定有些类似，大致不差，恰如将法文翻成了俄文一样。要不然，文学这东西便没有普遍性了。
文学虽然有普遍性，但因读者的体验的不同而有变化，读者倘没有类似的体验，它也就失去了效力。譬如我们看《红楼梦》，从文字上推见了林黛玉这一个人，但须排除了梅博士的“黛玉葬花”照相的先入之见，另外想一个，那么，恐怕会想到剪头发，穿印度绸衫，清瘦，寂寞的摩登女郎;或者别的什么模样，我不能断定。但试去和三四十年前出版的《红楼梦图咏》之类里面的画像比一比罢，一定是截然两样的，那上面所画的，是那时的读者的心目中的林黛玉。
文学有普遍性，但有界限;也有较为永久的，但因读者的社会体验而生变化。北极的遏斯吉摩人和菲洲腹地的黑人，我以为是不会懂得“林黛玉型”的：健全而合理的好社会中人，也将不能懂得，他们大约要比我们的听讲始皇焚书，黄巢杀人更其隔膜。一有变化，即非永久，说文学独有仙骨，是做梦的人们的梦话。
八月六日。
【析】 1930年前后，以梁实秋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文化团体“新月派”，提倡文学要写 “普遍和永久的人性”，他们认为： “普遍的人性是一切伟大作品之基础”，“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标准”，以此来反对当时的革命文学。鲁迅针对梁实秋等人的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观点，接连写了 《文学和出汗》、《“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以及三篇《看书琐记》等杂文。我们这里论及的《看书琐记》，是这三篇“琐记”中的第一篇。鲁迅这篇文章的中心意思是：文学的普遍性是相对的，而且是随着不同的时代环境和不同的人而发生变化的，永久不变的普遍性是不存在的。
全文可分为两大段。在第一大段 (1—4自然段)里，主要讲述了这样一种现象：从文学和生活中的人物对话，便知道人的模样，由此说明普遍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
文章既名为“琐记”，当然也就信笔写来，从高尔基惊服巴尔扎克小说里写对话的巧妙，能做到“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却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象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鲁迅接着又举了我国的《水浒传》、《红楼梦》也达到了这样高的艺术成就，由此说明：闻其声，便知其人这一现象是带有普遍性的。鲁迅认为：“这也并非什么奇特的事情”，生活中就存在这样的现象，在上海弄堂里“隔一层薄板壁”，从他们谈话的声音，便知道那些未曾见过面的“周围的住户”是怎样的人。为什么我们能从人物的对话中便知道“人物的模样”呢?这是因为每个人的谈话都是有自己“特色”的。社会生活中人们的谈话，都是根据各自的社会地位、生活经历、文化教养以及各自的性格特点而具有各自的腔调和口吻。所以，我们尽管未见其人，便能从他的谈话中知道是 “怎样的人了”。
第二大段(4—5自然段)，用文学和生活中无可辩驳的事实，论证了普遍性是相对的、变化的，永远不变的普遍性是不存在的。
鲁迅在这里所指的“普遍性”是什么?用我们今天通常的话来说，就是人类的共性，或者说人性。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人性，主要是指人的社会属性。这种社会属性，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社会关系的作用和影响下形成的。人性是具体的，发展的，所以鲁迅说：“文学虽然有普遍性，但因读者的体验的不同而有变化。”这“体验”二字，甚为重要。不同时代和经历的人，自然会得出不同的体验。为了论证这一点，他举了大家熟知的《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为例，作品中的林黛玉，不同于梅兰芳扮演的林黛玉，也不同于清末的《红楼梦图咏》中的林黛玉。到了20世纪的30年代，也可能将林黛玉想象成为“剪短发，穿印度绸衫，清瘦，寂寞的摩登女郎;或者别的什么模样”。为什么每个时代的人们心目中的林黛玉不完全一样呢? 这就是由于时代特征不同，生活环境和文化教养不同，读者的审美情趣和体验的不同。如果用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术语来表述，这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在艺术上，这篇杂文的一个特点是：夹叙夹议，娓娓道来，纵谈古今。从文学现象谈到生活现象，从中国不同时代的人对文学的不同体验谈到北极人和非洲腹地的黑人对文学的体验，引证厂泛，揭示深刻。
论证缜密，说服力强，是这篇杂文的又一特点。鲁迅为了反复论证永久不变的人性是不存在的，在第四自然段一开始就用了“文学虽然有普遍性，但因读者的体验的不同而有变化”，这样一个转折句;在第五自然段，又用了类似的转折句，这样接连几个转折句的运用，既避免了片面性，又增强说服力。在经过充分论证之后，文章以“说文学独有仙骨，是做梦的人们的梦话”作结，气势有如斩钉截铁，无可更改。